参加全国书展

当然，谈大的政治问题也不免有些套话，如说听了领导人的讲话，则都说是“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对于重要决策，则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联系到实际工作，则各有千秋。通过参加讨论，例如对于拐卖人口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文物盗窃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学会用更务实的态度考虑许多事。

我还听到过一位担任过省市委书记的老同志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低，教育程度差，工农如此，干部也是如此，甚至知识分子圈里，也缺少应有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培训，这样，制定政策与贯彻政策之间，提出目标与实践目标之间，说的与做的之间，常有差距。他讲得我很受触动。

这段时间，每次全会结束时，都有邓小平与陈云二位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是真的做到了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人回味。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他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说过，不搞改革开放，就只能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可谓有声有泪，一字千钧。当张光年（时任中顾委委员）与我谈起此话时，也是眼眶湿润。陈云同志讲，农村党员开会，一律不可以给工分补贴。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粮则乱”，还有“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都起着一语中的、实话实说的提醒作用，出言难忘。

那个阶段广东各项改革走在前面，有些相对超前一些的做法，我在会议上见到广东的领导干部，颇有不同之感。遇到大力推动改革时，大家去广东学习先进经验，遇到侧重解决改革中的失误困难时，又时而传出广东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上怕政策变的各种说法极多，如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某些高级干部中也用这种说法开玩笑。

广东的文艺人说广东是“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还有北京的文艺人说，逢单年（指八一、八三、八五……）怎么怎么整顿，逢双年（八二、八四、八六……）怎么怎么开放……这种流年论，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与摇摆。这么大一个国家，搞了多少年反右反右倾文化革命，现在一下子改革开放急于发展起经济来了，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