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年开会期间，我们这些行政级别不高的人，是两人住一间屋，我一直与北京来的陈福汉一间屋，此人极好，温良恭俭，谦虚谨慎，时任市总工会副主席。还有一位姓名与我接近、又都是沧州同乡的部队同志王猛，曾任三十八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时任广州军区政委。他是沧州盐山人，我是南皮人。按姓氏笔画，我们常坐在一起，有时难免说几句闲话。

我说我去正定大佛寺，被称作“王政委”，他说他去什么什么地方，被问有什么新作。他告诉过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席十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由于保密严格，闹得家属不知就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吓得不轻，开完会才放下了一颗心。这么比，我参加的中委会就相当轻松了。我常常看到在小卖部前人们聊天，包括有些特殊经历的人也在那里说说笑笑。晚餐后的电影放映与歌舞表演也都很放松愉快。

吃饭四个人一小桌，伙食清淡朴素，但很干净精致，色泽明亮。小花卷做得好看。吃饭的时候也都谨言慎行，没有大声谈笑。相互高声叫唤的也没有。有时晚餐还供应酸奶，你需要索取才会送来。啤酒饮料要自己花现钱购买。我曾给一位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而当时还只是候补委员的同志买啤酒，并被称作“先富起来”的人。喝茶的情况记不清了，反正胡耀邦主持工作时，去中南海勤政殿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供白开水，龙井茶摆在那里，一小包五角钱。有一次我忘了带钱，便只喝白水，艾知生(注：80年代先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看到后笑道：“没有带钱吧，我给你……”这才喝上了茶。

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内地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