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崇拜和相信毛主席。”

5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老人招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进她干净明亮的房间接受采访。

国际官司要接着打

万爱花，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生不育。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我第一个出来替她们说话。”谈到15年前，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老人说，当时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国说出真理。

“我村里的一个媳妇，电视上看见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说那是假的吧？我说，电视上演的怎么会是假的呢？你们是没见过，不知道，没受过那个害！”老人讲到这，叹气摇头，但依然神情严肃，目光坚定。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5起中国索赔事件，其中2起案件与“慰安妇”有关。而万爱花等十位山西盂县侵华日军受害妇女的诉讼，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对此，老人并不绝望。“官司还要打，不行就通过国际法庭，反正还要打，总要叫日本接受了，赔偿、救济，承认错误！”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现在她的朋友们正在做准备，要到国际法庭去打这个官司。

“当时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赔不起。但是我要的是民间赔偿，是站出来讨血债，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对日索赔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诉讼过程中，万爱花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师的帮助。现在还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万爱花的人生轨迹。“如果15前没站出来的话，可能还在和养女一块讨饭吃。”但这段诉讼经历带给她最大的变化，是让她从此有了个信念，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她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张双兵。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