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对子女都难以启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当时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康健作为中方女律师代表参加了最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的中日女律师的交流。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师能不能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了，“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1997年7月份，该案在东京首次开庭，康健带着李秀梅、刘面焕两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对于那段历史，当时的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康健向《国际先驱导报》回忆。

诉讼让她们变得更自信

从一开始，康健就已经意识到诉讼之路的艰难。“日本政府根本不过问，很蔑视这些原告。日本方面对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侵害缺乏反思。”康健回忆说。

最后的事实应验了他当初的预感。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2起“慰安妇”的案件，而其余两件之前就已驳回。

不过，康健却没有因此泄气，“不是有可能要败诉就不做。这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不靠自己去争取的话怎么实现。”康健说：“打不赢也要打。首先不是输在理上法上，而是输在日本缺乏历史观上，但是没有我们的推动，他们也很难改变。改不改变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者一方，如果没有维护自己权力的意识的话，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康健说，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妇”受到的伤害可能更大，“劳工是肉体，她们是全身心的。”她举例说，在法庭上，律师甚至会问受害者，“日军强奸你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正是因为索赔之路的艰辛和磨练让中国“慰安妇”可以抬起头来。“诉讼给他们正名了，原来别人都叫她们妓女。”康健说：“他们现在精神面貌比原来好。我最初接触她们的时候，一看你马上就低头。现在敢于对视交流了。好几个受害者跟我说过，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说出来了，死了也感到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