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内景

第二篇：铁狱丹心

重庆市西北有座山。它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记者踏上这里的山路时正值隆冬，但歌乐山苍翠依然，只是片片秋黄铺陈其间。山上有种树，数量不多，偶尔能望见几棵，常年工作在此的人也叫不出它的名字。虽是冬天，它却开着花，红艳艳的，耀灼着记者的眼睛。那多像革命者丹心一片——“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牢狱中的斗争是《红岩》中着墨最多的部分，扣人心弦又荡气回肠。从档案材料上、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中，记者了解到一些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它们仿佛是小说故事的影子，让人觉得熟悉又陌生。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共匪”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向记者回忆起当时情形。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今年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记者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