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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定意外被捕
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还有个“胖子”也一起来。
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刘国定、李忠良被捕的事情,他一点儿不知道。
进了城,李维嘉先跑去医院看刘国定的爱人,她正在医院里生小孩。“她很焦急,说老刘可能出事了,几天没来了。我就赶紧跑到市委的秘密联络站——汉利药房。那里的人告诉我,刘国定出事了,老萧约我在心心咖啡馆见面。”
李维嘉提到的老萧,正是当时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老萧因为身体比较胖,周围的人管他叫“胖子”。
两人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商量该怎么办,有关人员要不要撤退。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两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波及的人。
老萧的分析本来很准确,只是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知。“如果当时决定疏散人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人被捕。”50多年后,耄耋之年的李维嘉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突然沉默了。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长久地不发一言,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只有手指的微微颤动,仿佛在偷偷泄露着老人此刻内心的不平静与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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