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益智推倒多米诺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4月10日，李维嘉与萧泽宽赶到中央电工器材厂，找在那里上班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冉益智40岁上下，瘦高个儿，戴着个近视镜，很像位读书人。他神色紧张地将他们拉到一边说:“厂里不安全，不能在这里开会。”碰头会只好推了一天改在别处，结果到了时间冉益智没来，预定的会议又没开成。

“老萧说，他没来，就让他到北碚去。当时约定，北碚的会我们三个人都必须到，除非是被捕了。”李维嘉回忆。

三人确定的接头时间是4月17日中午12时，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又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徐远举对自己“即抓即放”的策略很满意:他大胆地恢复了余永安的“自由”，同时派人跟踪监视、电话监听，果然得知“老张”要去北碚。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给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三位市委常委中的两位叛变了，最危险的自然是李维嘉。徐远举高度重视，出动了300多名特务，守候在个个码头、口子，一定要将李维嘉生擒活捉。

“因为没和冉益智接上头，我第二天回家时就很警惕了。”李维嘉住在临江门外的华一村，平常回家走的路，他这次没走。本该坐到终点站七星岗，但李维嘉在上清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着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