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末，一个“《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激怒特务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

据徐远举后来交代:“一进门就熊了我一顿，朱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祸事来临。果然，他交给一封信。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当即就给徐远举写了个指令，勒令限期破案。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对外人自称姓“黄”，因为个头儿不到一米六，熟人都叫他“刘矮子”，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在志成实业公司当会计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4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在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小说中，《挺进报》由成岗连刻带印、一人忙活。但据李维嘉回忆，《挺进报》的工作人员其实有三个。“蒋一苇做编辑，还刻写蜡纸，陈然管油印。印好后交给刘镕铸，刘镕铸还负责经费和纸张。”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李维嘉记得，从第十五期(一说第十六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刘镕铸等人四处收集各种机关、公司、商号的信封，专给国民党头目邮寄和递送《挺进报》。不仅是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

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