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愿中日世代友好

1949年秋，谢蔚明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期间，为写作《康藏公路纪行》，采访过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谢蔚明笑着回忆，那时达赖年轻，我记得，他还不到20岁。书桌上，一幅梅兰芳的黑白照片摆在非常显目之处，谢蔚明指着照片右上角的蓝墨水钢笔字，说道：这是梅兰芳的亲笔。照片背面的记录是：1953年。

1957年后，谢蔚明历尽坎坷，在东北农场度过了人生中艰辛的19个年头。我问他，具体在黑龙江什么地方劳动，他依旧思绪踟蹰：我要好好想一想，再回答你。

1980至1986年初，谢蔚明任《文汇月刊》杂志副主编。退休时分，他已踏在了70岁的门槛上。1995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200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谢蔚明写下《凝视历史》一文，在文汇报刊出：“距今将近七十年前，日本侵略者发动了芦沟桥‘七七事变’，讯息传播出来，我不禁悲喜交集，失声痛哭，恨日本无端侵略中国，也为我国军人奋起反击高兴。”文至最后，他这样写道：俱往矣；现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侵略暴行置于不顾，大肆篡改日本教科书混淆是非，而且扩充军事实力，引起爱好和平的世人关注。我写此文倾诉心曲，唯愿日本右翼人士改弦更张，让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在谢蔚明书房里，有关69年前那场侵略大屠杀的书籍，《日本的战争责任》、《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南京大屠杀新考》、《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等等，被归拢在一起。也许，摊开这些无比沉重的史实记载，中国人民始终不会凝固的记忆的鲜血，依旧会顺着书页流淌下来。所以，这些书摆在今日书橱最显眼的地方，却被紧紧地捆扎着。

背景如此不同的美国人，为何都被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深深吸引，并不约而同地以纪录片形式向世人展现？

他们是二战结束后出生的美国人，一个是叱咤商界的名人，一个是妙手回春的医生；

他们曾对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血腥事件一无所知，只因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而萌发拍摄纪录片的念头；他们最大限度地调用各种资料，商人拒绝了中方的合作要求，而医生请来一位中国女记者参与制作；他们都希望能在2007年12月(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正式公映自己的影片，如今商人赢得了圣丹斯电影节的“入场券”，医生的小规模放映也取得巨大成功……

背景如此不同的美国人，为何都被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深深吸引，并不约而同地以纪录片形式向世人展现？他们的纪录片究竟会以怎样的视角来讲述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对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将产生怎样影响？商人和医生给《新民周刊》的答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