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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晓晴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无名剧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黑大个”)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后来我才意识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时,为什么不高兴,神态很不自然。对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较了解的。她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她不会不想到,因为我熟悉扬帆和覃晓晴,也因此怀疑我也了解她过去那段见不得人的历史。
当她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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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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