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是文革破坏了党内的民主传统，其实党内民主制度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被破坏得相当厉害。

萧克上将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25岁当军长，立下赫赫战功。但他在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却被错误划到党和军队对立面。他在回忆录里总结回顾了这场运动中自己的遭遇和见闻，并客观评价了彭德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所作所为。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文章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时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国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对这一口号的错误认识和偏差上，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彭总话里有话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

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我们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批判的矛头指向萧克和李达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批判的矛头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作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后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