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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克勒”，一个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词，具有多种释义，但老克勒们更偏向于一种解释：class的谐音，表示上流阶层，象征着品位与格调。正宗的老克勒经历过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滩的摩登年代。彼时正值青少年乃至孩童的老克勒培养出的生活习惯和喜好保留至今：刻意修饰装扮，恪守绅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乐。即使在大举剿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文革”时期，他们也悄悄恪守着内心认定的原则。
当“文革”开始后，“老克勒”们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即便如此，在最压抑的年代，这些老克勒仍然保持着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他们说话慢条斯理，一块小毛巾也要洗半天，连拿毛巾也不用手而用一根棒；他们有许多抹布，但是他们决不会混用；他们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洁油亮的发型；他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他们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垂地窗帘，偷偷地将音乐声放至最小，拉着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邻居告发，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拉他们“下水”。
朱廷嘉的姐姐，解放前是洋行职员，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南京西路和石门一路交叉口的绿屋买首饰。“一个月的薪酬，大概能买到一粒米粒大小的钻石。”文革来后，心慌不已的姐姐偷偷地将多年收集来的钻石藏在了丝袜中，缝在棉被里。一双长统丝袜里装满了钻石，但最后还是被抄走。跪在人群中被批斗的姐姐，眼神哀伤，像是被人夺了魂。
站在旁边的朱廷嘉自然明白这种感受。此前，他收藏的鞋也被抄查出不少，统统当着他的面“腰斩”，场面相当惨烈。每抄出一双，他就要付出一次狠批的代价。即便如此，他仍然执迷不悟，偷偷地藏起了舞鞋。他怎么能没有舞鞋呢？他从8岁起就几乎天天跳舞。“你知道么？舞鞋前面的底，一定要薄，跳踢踏舞的鞋，前面还要钉一块厚厚的铁皮。”
同样，赵曼芙也无法戒掉心中的瘾。大街小巷走动的人，穿的都是蓝、灰、黑，全然不顾美观，季节不分，男女无异；受到鼓舞的女学生们把长辫子剪成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子(俗称“小刷子”)，戴上军帽，穿上军装，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几乎和男同学是一个模样。赵曼芙总是无法适应这样的场面。那些被毁坏的漂亮衣服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动，“两鬓如蝴蝶般隆起的发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领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样的胸针，衣服多为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经典款式，到现在也不走样。”想着再也穿不了这样的衣服，赵曼芙多少有些神伤。挨到夜深人静，关上门，她从墙上的月奉牌中悄悄取下一些旧照片。她一遍遍地看，用手触摸着照片上的母亲，仿佛自己也与她一般，穿着各式漂亮的旗袍或洋装温柔地笑。想到这，她多少有一些安慰。
等到圣诞节的时候，赵曼芙会早早地回家，插上门梢，旁若无人地给自己做圣诞大餐。布丁、奶油力士蛋糕、锔面、牛角包、蔬菜沙拉、冷盆、烤肉，“一样也不能少，材料都是香港亲戚们捎回来的。”
著名作家叶孝慎便撞见过这样的场景。他有一位初中同学，出自上海高家。当时，杜月笙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叫高鑫宝。高鑫宝年轻时在外国人的网球场里当过球童，后来淡出江湖，于三十年代创办了丽都歌舞厅，显赫一时。蒋介石的60大寿就是在丽都歌舞厅举办的。高鑫宝娶了四房太太，第四任太太名叫俞碧霞，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儿，连宋子文也曾经拜在她的石榴裙下。高鑫宝的第三任太太曾经拖油瓶带过来一个前夫的儿子，叫高尚德。高尚德也算是洋场上的公子人物，英文流利，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中在大后方担任过于右任的秘书。高尚德回上海后，就娶了比他大一岁的俞碧霞。
“文革”中，原来在长安中学当英语老师的高尚德，因为众多原因，被打成牛鬼神蛇，每天扫厕所干脏活。当时上海人都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一块1毛多的咖啡糖都是奢侈品。但叶清楚地记得，俞碧霞会去通源食品商店买4毛钱一斤的咖啡渣，回去给高尚德泡咖啡喝。
有一天，叶孝慎去高家。那天，高家刚刚被查抄过。沙发被抬走了几只，剩下的一只也被破坏得残破不堪，唯一的茶几也被收走了。高尚德穿着破旧但整齐的中山装，回到家，呷两口咖啡，再两手提提裤腿，慢吞吞地朝后仰着坐到那面连外包布都没有了的弹簧沙发上去。“似乎，”叶孝慎说，“高尚德的一生，都在那种满足里了。”
在上海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看来，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产阶级幽灵。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外界的严锢，又使得他们的童年记忆的力量变得更加顽固和强大。他们对打扮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执著追求，是一种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国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对金钱的渴望。它只是一种对西方(主要是英国近代绅士的)品位、格调、情趣和体面生活方式的极度膜拜而已。他们是自己的生活教义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学的牢笼里，并且为之奉献出了全部生命。（据《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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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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