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者对章伯钧说：“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我们国家实行两院制。我们查到，刘少奇早在1956年12月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主张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的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来的。你应当把这个情况讲出来，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讲道：“我曾到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的早，知道的多。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想法，与刘少奇无关！”

调查者反复追问，软硬兼施，但章伯钧始终不为所动。调查者最后吩咐说：“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材料交给我们。你走吧！”章伯钧站了起来，看看我，调转头时，轻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将我写的《回忆章伯钧老先生在十年动乱时期一件感人的事》一文，抄一份让我儿子交给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学。当时李健生同志（章伯钧夫人）还在世，我也熟，意在让李健生同志知道。

1992年8月1日上午，我听到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位六七十岁的男子。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萧翰湘，是农工民主党副秘书长。我看到了你写的章伯钧先生应付‘文革’办公室调查人的那件事的文章，是李健生同志让我看的，文章写的很好。李健生同志对我说：‘还确有其事。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的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统战部长）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原以为他还是按中共指示的办哩’（大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