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启示录:为什么铁血首相俾斯麦不是海军迷?
2014年08月01日 14:53
来源:凤凰军事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把俾斯麦在1890年的退休视为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转折点。从那一年起,德国抛弃了以联俄为中心的“三皇同盟”,开始向范围更广的“世界政策”进
“铁血宰相”对殖民地的观感是比较负面的:首先,管理殖民地需要财力、人力、无力,向殖民地输入商品、输出资源的前提是投入成规模的征服和开发成本,且开发之后的回报率还尚未可知。目前,德国仅靠开发欧洲市场就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对殖民地没有需求。其次,维持和保卫殖民地将增加德国与其他强国发生冲突的几率,这会对在欧洲充当“诚实的经纪人”产生负面影响,而考虑到欧洲问题的中心地位,因为殖民地争端影响核心利益是不值得的。但随着公众舆论的呼声愈演愈烈,他决定改变思路:1884年,德国宣布将多哥兰、喀麦隆和西南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第二年11月,“德国殖民协会”创始人卡尔·彼得斯登陆非洲东海岸,将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的坦噶尼喀殖民地收入本国政府囊中。太平洋方面,德国在1884-1888年先后获得了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和瑙鲁,加上在非洲的收获,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
需要指出的是,几年后,当威廉二世开始全面推进“世界政策”、大张旗鼓地追逐殖民地和海外利益时,他的实际收益不到这一时期的1/10。换言之,“一战”爆发前德国拥有殖民地面积的90%,是俾斯麦在1880年代中期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以无心插柳的方式争取到的。这样的扩张之所以没有引起多少反弹和敌意,关键就在于它和作为主要目标的欧陆战略是相互配合的:德国开始殖民非洲的1883年,正值英法交恶、法德关系缓和,德国这时在英国占据优势的几内亚湾打进一个钉子(喀麦隆),具有向法国示好的意味。两年后法国内阁更迭,俾斯麦马上终止在非洲的动作,转而与英国修复关系。而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新开辟的殖民地,面积固然不小,但都小心地避开了英国最忌惮的埃及、印度等敏感区域。换言之,在增加海外领土面积的同时,尽量避免在欧洲的“经纪人”形象受损。
海军发展是与殖民地开拓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俾斯麦依旧抱消极、但不绝对否定的态度。1873年,国会通过了独立后第一个十年海军发展计划,旨在建成一支以巡洋舰、鱼雷艇和岸防装甲舰为核心的防御型舰队,保护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利益。俾斯麦对这个方案持认可态度,但始终反对过早建立英国式的大海军。除去经济方面的考虑外,这依然是基于他对“绝对安全”观念的否定——拥有最强陆军的国家同时又在追求第一或第二强的海军,这将使所有周边国家感受到无可比拟的压力,并在最坏结果到来前就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衡。而柏林不像英国那样拥有超然世外的地理优势,一旦发生冲突,法俄两国立时就可自陆地侵入德国领土,结果将是一场灾难。
那么,德国要通过何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呢?如果未来战争发生在它和法俄之间,已有的巡洋舰和鱼雷艇足够对敌人的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而德国大可利用它和英国之间距离较近的优势,以英国为中转站和地理掩护,继续向大西洋派出商船。而如果战争是发生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它也可以联络在1856年《巴黎条约》(载入了航行自由原则)上签字的其他二流海军强国,构建“武装中立同盟”,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他欧洲国家抵制英国一样对皇家海军进行牵制。至于“一劳永逸”地杜绝英国对德国海外利益的侵害,这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如果把威廉二世时代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与海权偏执和俾斯麦的主张做一番对比,不难看出,它们恰恰违背了“铁血宰相”最看重的两大信条。首先,俾斯麦认为:德国最切身的安全利益在欧洲内部,只要能避免在欧洲形成针对柏林的制衡联盟,德国的繁荣和强大就有保障,世界影响力更是可以不求自来。而威廉二世有一种简单粗暴的“中二病”心理,他认为德国之所以不能在国际事务上为所欲为,关键就在于它只是一个欧洲强国,而没有像英国那样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如果能在全球开拓出大片殖民地、并建立起规模惊人的远洋海军,欧洲国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德国的能力了,柏林却可以为所欲为地惩戒任何杵逆者。但日后的事实证明,缺少了欧陆安全作为基础,“世界强国”不过是一张画饼。法俄两国的结合令德国的安全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恶化。
其次,俾斯麦认为,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在一个由若干大国组成的封闭系统里,一国安全指数上升过快势必招来其他国家的恐惧,继而促成制衡联盟。有鉴于此,必须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并使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才能避免想入非非带来的危险。而威廉二世及其幕僚霍尔斯泰因、提尔皮茨追求的是一种纯主观的“绝对安全”目标,他们既不注重对核心利益的评估、也不考虑如何协调手段,而是以“我认为”、“大国就应当”这类毫无妥协余地的口号来指导国防建设,结果只能是“预言自证”,把冲突由可能变作现实。
总的来说,永远不可能出现不必调整就可保障长久安全的政策,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就像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因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凤凰军事专稿 文/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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