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启示录：为什么铁血首相俾斯麦不是海军迷？

正因为德国的权势基值是如此惊人、地理位置又极其敏感，俾斯麦从一开始就不把攫取欧陆霸主地位作为目标。在1877年口述的一份重要文件《基辛根温泉备忘录》中，“铁血宰相”提出了他的行动依据：与漫无目的的“称霸”相比，德国更应当担心自己“被包围”。柏林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其他国家高度关注，一旦被认定威胁到了普遍安全，从北海到乌拉尔山都将是它的敌人。但除去法国与德国的仇恨难于化解外，德国和英奥俄这三国是存在利益交集的，只要在这三个国家中争取到至少两国的友谊，柏林在五强中就属于多数派，即使爆发战争也不会吃亏。但英俄、俄奥甚至小一点的意大利之间本身也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德国很难把它们拉进一个协调一致的阵线。有鉴于此，俾斯麦提出了一个概念——“诚实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简单地说就是德国不为自己索取领土和安全利益，但热心为其他国家充当仲裁者和中间人，使这些国家对德国产生信任甚至依赖。这样一来，欧洲任何大的领土变更或安全事务都需要德国参与协调，那么以德国为敌的大国联盟也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了。

1890年之前的德国外交，或者说“俾斯麦体系”，就是根据这样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系列由精心编织的利益链构成的网络：对奥匈，德国与之结盟、但约束其行动，使维也纳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国的对立面；对俄国，俾斯麦首先建立了一个“善意”的德奥同盟，接着邀请俄国加入，这样彼得堡就不再期待与法国结盟了。同时，在涉及土耳其的“东方问题”上，俾斯麦暗中支持俄国与英国对立，以消弭两个侧翼大国步调一致包围德国的机会。对法国，“铁血宰相”怂恿其向非洲和亚洲发展，从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产生冲突。对英国，柏林明确表态无意插足海外，同时在埃及事务和黑海海峡问题上协助英国牵制法俄，以换取伦敦的友谊。这样一来，英俄奥三国皆有一定矛盾，它们需要德国的程度将大于它们互相需要的程度，于是德国成为大国事务中最有分量的中间人。它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的，它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也没有被认为威胁到了和平。

俾斯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于：德国因为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追求霸主地位——那将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覆辙——也不可能在没有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情况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种“世界帝国”。在欧洲的相对优势是最可取、风险也最低的：当时的世界体系基本以欧洲为中心，只要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个有形的“世界帝国”就可以成为无形的第一等大国。

但俾斯麦体系也有缺点：它是一种永恒的动态平衡，需要极高水平的理解力才能加以操作。俾斯麦认为，一方的强大导致另一方的恐惧，德国统一的完成必然带来外部环境的恶化，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除了节制力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结盟关系外，德国并没有更好的出路。换言之，柏林必须始终与不安为伴，不可能获得绝对意义上的“解脱”，而大多数领导人是忍受不了这种状态的。另外，“铁血宰相”是一位古典政治家，在完成统一事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只需要说服普王威廉一世和少数高级将领，却缺乏应对民意及其代表的意愿和经验。俾斯麦甚至有意识地把第二帝国的代议政体和宪法条款搞得简单化，方便自己完全靠一人的智慧把握国家大政。但进入1880年代，新兴工商业阶层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效仿英法等国、攫取海外殖民地，并且在国会里控制了话语权。这个时候，仍在以1871年之前的经验把握方向的俾斯麦有点招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