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个小时突破听力大关说起业务，她强调了英语学习中的“死角”——听力。英文中的听力是很困难的。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中文的环境中，听力要提高只有多听。她讲到她在联合国译训班上学时，她的老师讲过“同声传译”（也就是边看英文边从嘴里出中文）的办法，这样要练1000个小时。起初练时没觉得有什么进展，丧失了信心。

可等你练到了1000小时时，你就会有质的飞跃了。这不像我们听英文广播，大概听懂了就行了，这远远不够，首先是强度上不够，听懂了还必须要说出来。所以她后来培训新同志时，就给他们讲"1000个小时"，他们听起来很可怕，可实际上太有价值了。在联合国讲话的，哪里人都有，像什么印度人、非洲人、东南亚人……如果不进行这种强化训练，有了对语音的敏锐的把握程度，今后的工作将会很糟糕。

良好的基础加上吃苦的精神，成功就不会太遥远了。

好的翻译是杂家知识面对翻译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翻译并不是人家说了什么了，你就怎么翻了。你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行各业的人，听到一个你从未听到过的词汇的可能性实在太高了，机率也太大了。但是，作为翻译，应该做到：不管别人说什么都翻出来。她说，扩大知识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多看书，多学习。

朱彤给大家讲了几个故事——记得有一次江主席讲了句古文，江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古代科技是很发达的，早在2000年以前，庄子就提出过极限的概念。在中学学习微积分时，他的老师就引用了一段《庄子》的话，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时我听不懂，就问：“主席，您说什么？”江主席马上很温和地拿笔给我写了下来，解释了一下：“一根一尺长的木棒，每天取一半，不断取下去，永远都不会取完。这是一个极限的概念。”这件事情让我在感激之中体验到了尴尬。在朱总理当副总理的时候，朱彤给他翻译过很多次。她讲到1993年7月以后朱镕基兼任中央银行行长的紧张岁月——那时候，朱总理接触到的多是银行家、金融家等等。每次朱总理总是带着很多问题去提问，自己说得很少。

这时候，朱彤就觉得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很难。只好多看这方面的书来弥补自己。要知道，这样的书是很枯燥的，起初朱彤也看不下去，后来是朱总理的精神感动了她。“朱副总理在当中央银行行长以后，每天晚上回去都要看大量这方面的书。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而且把通货膨胀在最厉害的时候降了下来，并使得格林斯潘这样的金融界大腕都对他五体投地。这正是朱总理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在那么高的位置上还在不断学习，虽然起步晚，但是能一下子走到很多人前面，这里面的艰辛不用多说，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朱彤在说这些话时，眼中满是敬佩。

李鹏委员长作总理时，比较多地谈到了三峡，讲到发电量时，经常用到千瓦的计量单位，而国际上通用的是兆瓦。这就需要算术知识来进行短时间内的换算。有一次，李总理在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说到了"万担"这个数量词。这时候，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一样游刃有余了，只好向李总理投去困惑的目光。结果，李总理一下子明白，马上拿笔算了起来。

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讲座现场不时传来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我这样说着大家可能觉得挺好玩，但实际上我们工作起来是很有压力的，有时挺紧张，”她补充说，“脸皮厚一点能立于不败。”谈到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朱彤一下子冒出很多话来。

心理素质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我见过很多人，成绩非常好、扎实，中英文都很好，但是一到场上就紧张，声音很小。其实，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没有必要太紧张，应该放得开，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我只不过是一个翻译而已。 我作为翻译的职责就是帮助双方很好地沟通，这是我的宗旨。所以不管如何，我会尽我所能很好地做好沟通工作。我不是一个演员，没有人在看我表演。我要想的只是如何翻好，而不是别人是否品头论足。也就是说不能患得患失，不能有私心杂念。

朱彤的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朱彤女士，我能和您合张影吗？”一个高个的男生很腼腆地提出了请求。

“当然可以。”朱彤很高兴地和那个男生站在一起，她的笑容依然很灿烂。（文/李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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