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这个以日为师是这几天讲的比较红的一个话题，一个口号，主要是《新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以日为师”，这个其实我觉得过去一段时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日为师”不是一个新的口号，这是中国现代化，过去百年现代化当中其实日本，如果说中国是日本现代化过程当中一个他者，就是中国过去是日本老师，那么在近代化和现代化中国的过程当中，其实日本也是中国另外一个他者。

所谓他者就是一个参照系数，一个追赶或者一个竞争的学识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日为师”在近代的中国史上根本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关键是在这一次中日关系重新走出低谷，尤其是这次胡锦涛之后，我们重新提出“以日为师”，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个人并不反对“以日为师”，我认为“以日为师”我们可以提，但是我个人在这里也要倡导一个，我觉得我们要慎言，要非常谨慎。

因为从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上来说，我们现在如果说过于的去说“以日为师”，等一下我可以讲，到底“以日为师”概念，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哪些方面是“以日为师”，如果笼统的提的话，我们会给所有的我们的国民，包括世界的舆论造成一种中国人非常非常肤浅的这么一种感觉。

你不记得过去两三年，我们还是以日打引号说“为敌”，以为所有的日本人，就像刚才我说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错的，所有日本都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到我们的国家元首去访日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以日为师”，这个当然我想，只要有一般教育根底的人都会做出一个现实的判断。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以日为师”到底我们要定义它的一个基本的范畴是什么？在哪些领域里以日为师？刚才我讲到，无论是中国的近代化还是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以日本为师，日本确实，如果说我们中国和日本是同时站在一个起跑点上，1840年-1860年，我们当时都是被西方的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的我们的国门。

只不过当时中国和日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距今正好是140年的时间，30年以后，他就国富民强，26年之后，他就打败了他过去的老师中国。

当时明治维新从物质层面上说是完全成功的，而中国同期开始的洋务运动在30年之后，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告了一个段落，就是双方决出胜负，北洋海师完全被日本军队所打败。从硬件物质现代化这个层面来说，日本明治维新是完全成功的，这是当年的历史。

从现代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有许许多多的管理、技术、资金各方面的经验，是从日本学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日为师”完全是对的，我相信，现在许多学者提出“以日为师”也是从这个现代化就物质和硬件乃至管理层面上，“以日为师”，包括现代行政管理制度，也不排除未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体制，日本毕竟是亚洲现代化的第一个先驱。

我们的文明是相通的，我们的文化的思维习惯都是相通的，但是我要提出的是，如果说纯粹是“以日为师”在物质层面上的话，那会非常狭隘，而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