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风格:从四平八稳到高调张扬

曾经的官员形象总是严肃、中规中矩、小心翼翼，在最大程度上与他人保持共性，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千人一面；而现在，官员们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已成为政坛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从宿迁到昆明执政的仇和，上任之后新政不断，公开领导工作电话、勒令打瞌睡官员辞职、要求1/3公务员去招商、要公务员学五门外语等等，仇式旋风刮遍春城，震撼全国，成为了中国官员新形象的代言人。此外，还有“铁娘子”吴仪、铁面审计长李金华、“魅力”薄熙来等一批个性官员，他们都从共性突围到个性，或敢说敢干，或锐意创新，如明星般赢得无数拥趸。在一项“您愿意做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领导干部吗？”的调查中，高达72.6%的中青年官员选择了愿意。

官员的个性执政在赢得人们赞赏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人治与法治之争成为焦点，人走政息成为忧虑。但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仇和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越来越多的官员敢于推行个人烙印分明的新政，说明我们的体制对官员个性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在社会日益开放包容、法制体系愈加成熟完善的今后，可以预见，将会提供给官员们施展个性更大的舞台。

媒体形象:从扁平符号到立体触摸

无论是身处乡村还是城市，除了从身边日常生活的变化感知官员的各项举措外，触摸官员形象最主流的渠道就是媒体。在建国初期，由于人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最普及的媒体就是广播，不论是领导人还是优秀典型，其活动和事迹都从大喇叭或半导体中流出，任听众自行想像。后来报纸逐渐普及，上面除了文字还配有官员照片，人们对官员的形象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所塑造的官员形象总是一种高大全的套路，官员的面孔总模糊而相似。改革开放后，随着媒体的发展，官员“曝光率”的增加，民众对官员个体的认知日益加深。如今，电视成了官民沟通不可或缺的媒介。学会电视传播的大众语系，已成为官员的必修课。老百姓不再仅仅是一个接收者，而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参与者。而官员形象也更加亲民。

进入网络时代后，有近4亿网民作支撑的互联网更将官员的一举一动放大，成为了获取形象的直接来源。国家领导人也做客网络，引来粉丝无数，成为了网络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在汹涌的网络“民意”下，网民甚至不仅是参与者，甚至成为了官员形象的再塑造者。周久耕的天价烟、周森锋的打伞门等等皆为网络的集体杰作。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经网络的扩散，可以引发“蝴蝶效应”甚至导致一场舆论“台风”。在媒体网络无处不及的将来，如何全方位地塑造好媒体形象，是官员们会面临的越来越重要的考验。

形象重视程度:从原生态到形象设计

官员对个人形象的重视与媒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以前官员都在办公室里呆着，没那么多上镜和面对公众的机会，对形象的要求只要整洁大方就行。现在的官员却已被媒体席卷，随时可能面对着亿万观众，来赢得宝贵的政治表现分。有人指出，官员们在外交、礼宾、商务等场合的形象非常重要，对个人形象的重视，是一种必要的政治修养。有需求就有市场，官员形象包装和设计的行业应势而生。

包装分两种，一种是“秀外”，据整形专家陈焕然介绍，中国官员及其太太整容数量约占整容总人数的15%到20%。官员整容的高峰时间是每年“两会”之前。一般的项目是做去眼袋和去皱，有些女官员还会增加吸脂等塑身项目。

另一种包装是“慧中”，从面部表情到肢体语言，都可以在事前进行精心策划。湖南曾出现一家叫“千般秀”的会所，专门推出了为官员进行商务形象策划的服务项目。在这样的策划下，如何微笑、如何握手、如何说话等都有章可循。工作带上了表演的色彩，种种表现亦真亦幻。

官员对形象的日益重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然而，形象设计不能剑走偏锋，如何让表演不要沦为作秀，最终还得看官员的执政成果。

干部形象感怀

◎文_欧可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干部形象在曲折坎坷中丰富立体的60年，在历经沉浮、大浪淘沙中逐渐完善成熟的60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我想就我所亲历的一些具体事情，从不同侧面观察思考干部形象的变化。

作风——形象

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本来是申请到三州(甘孜、阿坝、凉山)去当教师的，因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毛泽东同志选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从云贵川3省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考察选拔了50名而分配到了西南局组织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后，便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先后在南充的木老、舞凤、清溪公社和简阳的贾家公社搞了近两年四清。

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的是“左”的那一套。但是，四清工作团(队)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在群众中的形象，总体上是好的，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工作队员大多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农闲或雨天，和社员一样出工，挑粪、栽秧、打谷，还到城里帮生产队掏大粪拉回来。老同志言传身教，为我们新来的做表率。

在木老公社二大队七队，我和另两名同志住在生产队的棉籽房里。我在一户下中农家搭伙，顿顿都是一锅红苕粥，偶尔会见几粒米。菜就是小青椒剁烂用盐一漤，一端就是一两个月，见不到一点油星子。因为几个月没洗过一次澡，背上长了痈疽，随便贴了一点膏药，结果越来越严重，拖了半年多也不见好。面对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没有谁有丝毫的怨言。那时的中国，谁不充满革命的激情？

两年的四清，使我对当时的农村和农民有了切身的了解，还和社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今天的农村和40多年前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干部作风不正，已成为农村干群冲突的主要矛盾。有的地方村民编了顺口溜:“蹲在机关甩大袖(打扑克)，下到基层瞎忽悠，富户人家喝喝酒，飘飘然然枕无忧。”干部形象如何适应群众眼睛越来越亮、参政意识越来越强、监督水平越来越高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同志——老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好风气，那就是党内不称官衔，从西南局第一书记到下面的一般干部，大家都叫同志。再有就是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张老王老李，称年纪小的小张小王小李，同龄人干脆直呼其名。耳濡目染，我们新进机关的同志也习惯这样叫，从来没有觉得不自然、不合适、不习惯。到农村搞四清，社员都叫我“欧同志”，感觉挺亲切的。

可惜，这一好风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消失殆尽。在一些党的机关里，“书记”满天飞，“常委”遍地跑，迎面碰到的都是部长、主任、处长。本来，“×常委”这个称呼就很别扭，但有的人你不这样叫，他还装着没听见；有的书记在讲话中自称“书记”，深怕不这样就掉价了，丢份子了。更有甚者，有的一把手还喜欢别人叫他“老板”，热衷于当掌柜的，把党的组织当成自己的领地，这是不是干部形象的倒退呢？

毛泽东就一贯主张和提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这一写于30多年前的党中央的决定，现在读来就像是针对眼下现实做的。

称呼问题看似鸡毛蒜皮，但也是干部形象的综合反映。到底是“老板”形象、“铁哥们儿”形象，还是群众贴心人形象，是官本位，还是以人为本、党员主体本位，是党内人人平等，还是分三六九等，一听称呼便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