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伪通识教育

羊城晚报:谈到教育改革，想起最近中山大学成立了一个由甘阳任院长的博雅学院，据说想用来培养伟大的思想家？

袁伟时:伟大的计划，祝他成功！不过，1000年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此外，甘阳的有些主张也实在不敢恭维。

羊城晚报:为什么?

袁伟时:他是公认的新左派。多年来他到处提倡中国要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他的这个高见，我在不久前发表的《用世界公民的眼光观察一切》中已作出回应，这篇文章收进我刚刚出版的新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网上也很容易找到，不必重复。

羊城晚报:对他提倡的博雅教育，您怎么看？

袁伟时:就当代而言，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大体上是同一件事。这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通行做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有关通识教育的专著市面上很容易买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很多大学也在逐步推行，不是什么新东西。现在要弄清楚的是通识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提防鱼目混珠。

针对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有三个要点是鉴别真伪通识教育的试金石:

第一、核心是培养学生现代公民的基本观念和素养。陈寅恪上个世纪50年代重申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公民安身立命的基础。离开这个基本点去谈通识教育必然走入邪路。

第二、读中西经典，弄清中西文化的基本区别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与不足。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主要经典都必须读。能读其他文明体系的经典更好。对中国人而言，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敢于反省其中的不足。现在新左派利用人们的健忘症和民族主义情绪，又在叫嚣要从西方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的愚蠢命题。应该拷问思想是不是正确，而不必追问姓中还是姓西。

第三、合理设计涵盖现代文明基本知识和人文与科技平衡的课程。我们的大学全盘苏化的遗毒尚未肃清，很大程度还是知识传习所。学科技的不学人文、社会科学；学人文、社科的没有现代科技的常识。通识教育必须弥补这些缺陷。

有些新左派蛊惑人心，提出要维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要修改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和基本概念，以免上洋鬼子的当！太好玩了！鼓吹“伟大的主体思想”的是朝鲜；1935年国民党中宣部操纵十位教授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不知他们究竟要学朝鲜，还是步国民党中宣部的后尘呢？

谈老问题是还历史旧债

羊城晚报:现在纠缠着我们的那些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

袁伟时:还是老问题，19世纪的老问题。我们现在是在还历史旧债。

羊城晚报:说要还历史旧债，在现实层面怎么操作？

袁伟时:一个就是要推动思想界深入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现代性，这是致命的因素。一个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就要推动思想观念变革，这个变革的核心是人的解放，让中国人从臣民蜕变为公民。关键就是要通过教育，让2000多万公务员转变观念，懂得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

羊城晚报:在历史研究中，您曾经写过很多翻案文章，比如对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重新评价，所以很多人抨击您是为翻案而翻案，甚至骂您是卖国贼，您怎么看？

袁伟时:学术本来不必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从同盟会、国民党开始就把历史看作是工具，执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歪曲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尽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我不过是做了一点该做的工作，观点是不是对，让时间去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