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近照

□本报记者 吴小攀

通 讯 员 翁小筑

编者按

最近，岳麓书社推出“袁伟时书系”共9种，已推出前6种，这是年近八旬的袁伟时数十年学术生涯的一次小结。袁伟时的历史研究以晚清及民国史为主，注重持之有据，观照现实，敢于直言，不唯上不唯尊不唯书，屡有发现，观点颇引人注目。近日，就某些历史与现实问题，本报独家专访了袁伟时先生———

动乱年代走上学术路

羊城晚报:您的学术研究范畴，主要在于晚清和中国近现代，这从您正在上市的这九本书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您的学术关注焦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上？

袁伟时:我做的就是晚清和民国的历史研究，这首先跟教学有关系，因为我教这一段的哲学史，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史、思想史。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是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基础。

我出生于“9·18”那一年（1931年底）。一直在战争环境下成长，不由得你不考虑:中国为什么老被人家欺负？为什么我们国家民不聊生？为此，十几岁，在广州南海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其中很多就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这样，我成了一个左倾的青年。

后来，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广州解放不久，我就成了我们学校青年团的团支部书记。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

袁伟时:1957年我在复旦研究生毕业，回到中大教书，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我这个人好研究，好思考，想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当时只能够按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调子给学生讲课，而且很多经济资料都列为机密，拿不到。那样一种情况下，我就发展自己的爱好，慢慢地，从研究经济变成研究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