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打假他誉满天下，也因为打假他谤满天下。为何他不招人待见？

说“选择性执法”其实是罔顾事实

质疑：柿子捡软的捏

2010年11月，方舟子曾质疑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认定邓晓芒在武汉大学时“坑师”。邓晓芒为此专门发布《公开信》，信中提出“学术打假并不容易，尤其是对无权无势的无名之辈”。邓晓芒说，自己所称“无名之辈”泛指没有行政头衔和权势地位的普通学者，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相对有权有势的‘学官’，这批人显然属于‘软柿子’，他们在遭到一些无名攻击之后，在洗刷罪名和对抗反击上，都相对弱势得多。”[详细]

回应：事实正好相反

方舟子质疑的一般就不是无名之辈，通常是学界、商界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政界人物同样不例外，周森锋的论文问题就被方舟子质疑过。但方舟子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划得来吗？他只是恰巧做了一件他能力范围里的事情。所以，他并不希望别人将他脸谱化。相比于仅仅依靠个人的努力，他也更希望建立起一套机制，“造假泛滥……有我们这样的网站存在，一些胆子小的就会被吓住，发现有可能被揭露，就不敢了，所以相应会减少。盖子揭开了，社会关注了，大家了解学术造假问题，政府部门也认为造假是普遍现象，所以制定条例，成立机构，也能起一定教育作用。”[详细]

说打假不严谨是求全责备

质疑：方舟子也不严谨

方舟子打假经常借助所谓“孤证”，也就是说，对于只有一个消息渠道来源的举报信息，不作其他核实调查的工夫，贸然便公开发表，并据此指控有关人士“涉嫌造假”。了解科研的人都知道，只有能够稳定重复并且是由不同的研究人员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下操作都能稳定重复的事件，才能被认定为科学事实。

方舟子有权对任何专家学者提出质疑，但最终判断应当由同专业类似学术资质的同行专家们去做。也就是说，方舟子有权质疑贺卫方，但贺卫方的论文是否够水平，应当由法理学界去认定。但长期以来，方舟子经常跨越各种学科、领域，做出类似于“这个理论是伪科学”、“那个教授是胡说八道”之类断言。这不像是一个尊重科学、尊重同行评议原则的人，却更类似那些以业余水平扮演无所不通人士、挑战一切专业权威的“民科”们。[详细]

回应：打假等不了100%的证据，打假本身也不是审判

在台湾人称爆料天王的“立委”邱毅曾经这样回应说他揭露不严谨的质疑，他说，揭露弊案等不了100%的证据，有证据就应该去质疑，否则弊案就不可能被揭露，公众的利益无从保障，质疑本身是职责所在。说方舟子打假动机不纯也好，想出风头也罢，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打的假都几乎都打得很准，他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原理为准绳，用事实与逻辑说话，这就是有意义的。至于他所打的是不是就是伪科学，这也不是方舟子说了算的。方舟子从来只是提出质疑，提出事实与事理的根据，结论是大家下的。这本身也不是审判。[详细]

说“做人要厚道”是混淆基本是非观

质疑：穷追猛打不厚道

方舟子不厚道。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圈子里的定见了。尽管方舟子遇袭事件揭示了他为了维护学术的清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他似乎是咎由自取。因为他实在太不懂得社会、太不懂得做人。比如和他有过长期接触和过节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对方舟子就有如下一番评论：“你见到他本人感觉一点也不强势，但是文章则锋芒毕露。为了真理完全不顾朋友。我说他不了解社会，一直生活在网络上。因为虚拟世界不需要朋友。方不在现实中生活，常常一个人，像匿名发帖一样，觉得有没有朋友无所谓，方舟子应该是网络的牺牲品！”[详细]

回应：“不厚道”是坚持基本是非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样的熟人社会传统规则主宰着中国社会，说明中国在“社会资本”方面还处于以物易物的前货币阶段。比如汪晖抄袭案，一经爆出，许多学界的朋友就挺身相护，甚至有海外八十多位“国际学者”公开发表联名信担保他在学术上的清白，尽管这些学者中许多人根本读不懂中文，并不知道基本的事实。

有一位网友这样说：“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而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时候，早已刚性化了的潜规则也因其具备的可预期性而形成了合理性。而方舟子的行为因其不可预期性的不稳定变量的突显破坏了这种合理。假定如果系统的投资鼓励行为是有益的，那么方舟子这样的局部的投入阻遏行为就是无益的。”而正是这样基本是非观念的缺失，让造假者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详细]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可为何这位战士始终一路独行，你我为什么做不到相同的事迹？打假为何总得劳烦他？

“我是另类中国人”：都放不下中庸当然解决不了问题

方舟子在做客凤凰网时曾谈到，“我一直觉得我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中国人。很关键的一点，我对科学的理解，知道怎么做科研，那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的，在科大主要是读书，对科学的训练还是比较少。但是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发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环境，因为你在那边做科研，他整个的这种科学的这种环境，它是鼓励你去怀疑。”

而反观中国的社会，造假者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被揭露了也经常没人管。这样的机制下，社会如何能诚信得起来呢？如果有人上当受骗，很多人会怪罪乃至嘲笑受骗的人太傻，而不是谴责骗子太可恶。很多人痛恨造假，不过是在遗憾自己没有获得靠造假发财的机会。在一个中庸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里，想要解决诚信问题真的是难上加难。[详细]

“我一个都不宽恕”：都混圈子怎么能求真？

鲁迅临终曾决绝的说过：我一个都不宽恕。方舟子对这句话颇为推崇。但是，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关系”乃是生存之本。“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规则不仅在流氓团伙，就是在知识圈，商界也是个美德。在这个意义上，方舟子不要朋友，或没有朋友，就足以证明他是如何不懂得基本的做人道理了。

然而现在的中国人很多都有靠得住的朋友，但是出门却买不到一包靠得住的奶粉。方舟子十年打假，如今只能靠稿费度日，乃至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官司缠身不说，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不管与他有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现在都应该好好想想：没有方舟子，中国学术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对真相和真理的追求不能掺杂任何的杂质。[详细]

“虽千万人吾往矣”：有科学的头脑没斗士的决绝成不了事

方舟子说自己并不是“科学主义者”：所谓科学主义就是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把科学方法用于人类所有知识领域，首先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很多问题无法通过科学来解决，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很多问题。虽然我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但是没必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在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太多了。我们在需要用到科学的地方，就要讲科学。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必须讲科学的地方，他不讲科学，你跟他讲科学，讲道理，他就指责你是科学主义。

在谈到打假10年的过往和辛酸时，方舟子说：“离开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法治的机制，个人打假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我还是会坚持做下去，这可能是我性格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吧。另外，我还是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和新语丝的存在，对于一些想造假的人，还是一种威慑。我不认为个人打假是最好方式，因为个人的能力、资源有限，缺乏权威性，也没处罚权，并不规范。但当前，中国缺乏值得信赖的处理学术造假的正规渠道，所以个人打假起到了正面作用。”[详细]

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个人式的斗争往往难以为继，问题是谁能接替他？这位孤独侠客的终点又在哪里？

有效制度，去伪祛魅的社会机制得给力

身在外国的方舟子为什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坚持打假？说白了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没有那么多假给他打，所以他只好出口转内销。外国所以没有这么多假，源于他们司法制度和新闻监督。

有健全的法制，造价的成本就会很高。以美国食品安全为例，美国有覆盖全国的立体监管网络。与之相配套的是涵盖食品产业各环节的食品安全法律及产业标准，既有类似《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这样的综合性法律，也有《食品添加剂修正案》这样的具体法规。一旦被查出食品安全有问题，食品供应商和销售商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和数目惊人的巨额罚款。[详细]

有专门的学术监督机构，学术造假有人管。比如在美国，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对学术造假进行调查，一旦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会指名道姓地公布结果，由学校、科研机构做出行政处理，如降级、开除等，政府部门会禁止其几年内申请政府资金或在政府委员会任职。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2005年，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捏造数据申请获得290万美元资金。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止他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并提起刑事诉讼，波尔曼被判入狱1年零1天。最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在7月7日宣布，阿拉巴马大学助理教授JuanLuis Contreras的7篇论文伪造实验结果，禁止其在3年内申请政府科研资金和在政府委员会任职。[详细]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成立有科学伦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研究人员尊重科学伦理，正确处理个人研究自由和对社会义务的关系，他们重视对科研人员的整体评价，避免研究人员因过度追求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

另外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新闻监督。在西方社会中，大众媒介可以运用舆论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监督，使之沿着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运行。[详细]

方舟子也坦言：“由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精力和资源有限，不够权威，不是规范的做法，是制度缺失时的无奈之举。”[详细]

而西方正是靠了法律和新闻的力量，将造假成本提到最高，危害降至最低，因而也不需要个人来做罗宾汉，做打假英雄；而中国，却因为这些方面的缺失，不能不依靠弊端极大的个人打假方式来做原本应该是由社会自身靠制度来做的事。[详细]

坚强人格，质疑强者需要更多坚强的人

陈丹青曾经说过：反右运动是一次性格惩罚。性格上多年来的惩罚、筛选，铸成了今天中国人的特征：胆小怕事，弃绝公开批评，尤其不敢指名道姓。多年来，高度同质化的主流有深入骨髓，中国人性格上丧失了多样性。然而，方舟子却让人眼前一亮。

有人说方舟子的言论伤害了很多人。然而，一个无职无权者的言论是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其一，它很难有直接的建设性，仅可促进多样性的文化空间。其二，也很难有较大的破坏性，对国家姑且不论，对个人怎么个伤害方式？他说了算数吗？他说你抄袭你就是抄袭，说你伪科学就是伪科学？如果说的太离谱，非但伤害不了他人，反倒使自己沦为笑柄。

说到底，他出卖的是言论，他没有审理的权力。对言论我们没有畏惧的道理。如果说方舟子的言论显得作用大，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太少了，稀缺成就了强音。越是在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一个言论的破坏性越小，它成为多个观点中的一支，他要迎接很多对手。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挥别了在压抑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普遍的软弱扭曲人格。[详细]

普遍诚信，都把公信这个原则放在心里

在唐骏“学历门”事件中，方舟子说：“其实，在打假的案例中，很多都是这种最终不了了之的。因为，不认错比认错的代价小太多了。只要脸皮够厚，只要邀请他的人‘品味’有问题。可见，在我们目前这个社会里，诚信真的不被看重，很多人痛恨的不是不诚信，而是没有用不诚信获益的机会。”

方舟子打假，目的是建立公信。公信是一种普遍化的社会互益纽带。按理说，这种普遍的互益纽带未必一定和私人间的个别互益纽带冲突。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公共观念的社会，为了公益而牺牲私益几乎是必须的。而这需要有勇气的人去带头。方舟子不是“网络的牺牲品”，而是中国“是非观念”匮乏的牺牲品。如果中国有着正常的“是非观念”的话，现在就会有人出来支持方舟子，为他募捐，加入他，支持他继续打假，而不是围绕着与他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而议论不休。[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