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建嵘到李一、从唐骏到李开复，方舟子一直与公众人物作战。有支持者亦有反对者，双方也各有各的理由。

支持者：对公众人物的言行应当有更严格的审视

影响巨大，公众人物言行本当有洁癖

方舟子在谈及为何要质疑唐骏时说道：“我为什么要去置疑唐骏的这些经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青年导师，青年领袖，很多人都崇拜他，然后他是要讲自己的成功的故事的，而且认为大家可以复制他的成功，如果他造假，如果他的诚信有问题，那么这个危害就很大。”

方舟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这些名人想提高自己威信的话，也要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增加自己的识别能力，免得被人利用。名人话语权的影响力很大，一定要珍惜，不要轻易去推崇或者吹捧某一个人，因为这人也许就是一个骗子，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为虎作伥、推波助澜。而且他们也不能在事情水落石出后只是急于撇清关系——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了，至少应该道个歉吧？”[详细]

纠正风气，社会应从对公众人物的严格审视开始

方舟子认为对公众人物应该更苛刻，因为他不是普通人：“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平时喜欢吹吹牛，没有博士学位，说我有一个博士学位，去买一张文凭等等，这个没有什么害处，我们没有必要说非得去挑他，但对唐骏这种人，在美国，完全知道这个学校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为了神话自己，为了给自己笼罩上一个光环，但这是一个虚假的光环，会误导很多人的。”

如果发生在发达的国家，一个成功人士被发现他的文凭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人就没诚信了，他是应该会要下台了，西太平洋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校友，是爱尔兰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后来被爱尔兰的媒体发现说他的那张博士文凭是从西太平洋大学拿的，一个买卖文凭的大学，那这个人就辞职了。这个在国外被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诚信的问题。[详细]

反对者：方舟子打假是多管闲事不务正业

厚道包容，公众人物也非圣贤，得饶人处且饶人

在方舟子的反对者看来，中国人一向讲究面子，一般不会就一个问题死磕到底，得饶人处且饶人。而对于公众人物来说，他们也不过是一个人，不是圣贤，没必要太过于求全责备。而且方舟子对于公众人物“圣人式”的要求也让反对者觉得无法接受，“你可以对自己有着圣人一样的要求，但你不能让全社会都是圣人。”

而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方舟子的发言也并不少，甚至让人无法理解。知名杂文家鄢烈山更是一个“只向真理低头”的硬汉，其“铁骨铮铮”的形象为人所熟知，但他登上了方的“不良记者”黑榜。当时就因为于建嵘与方舟子的冲突，鄢烈山写了《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一文，表示“同情”方舟子，未曾想反受其害。[详细]

吹毛求疵，抓住别人小问题不放，并且选择性“执法”

针对方舟子微博连续质疑李开复的事件，律师胡钢表示：“方舟子和李开复之间的对峙和之前方舟子的一些打假行为性质有所不同，方舟子对李开复自传的质疑在翻译上存在一定差异。我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儿，很快就会过去的。这件事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两个坦诚的人在交流学术和文化上的一些看法，李开复不存在危机公关，因为二者不是黑白差异，而是灰度差异。”[详细]

反对者说：“纵观方舟子所揭露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些没有强大权力靠山的学者或者企业家。可见，方舟子的打假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完全是柿子挑软的捏，当然，他的打假对象肯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社会名流，因为只有针对这些人，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真正的打假斗士应该是不畏权势的，只忠于真理，而不是像方舟子这样见风使舵。”[详细]

即使对于方舟子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论，但是方舟子所坚持的仍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

以科学精神对抗蒙昧和无知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田松学物理出身，在报社做过记者，“我接触过有权威的科学家剽窃、伪造数据、压制学生和同行的案例太多了，但是国内媒体对此完全失语。在2000年前后，方舟子利用新语丝，对中国的基本学术道德提出批评，把这些事捅出来，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就是一个喜欢说真话的人。”资深的科普作者陶世龙说。也有人认为方舟子是一个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

方舟子否认自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强调：“在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太多了。我们在需要用到科学的地方，就要讲科学。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在必须讲科学的地方，他不讲科学，你跟他讲科学，讲道理，他就指责你是科学主义。”“有没有科学依据”，成为方舟子日后打假的一个支点，也成为他为人诟病“一棍子打死”的罪证。[详细]

以斗士意志挑战虚伪和投机

十几年来，方舟子的打假对象几百人，他让曾被诸多媒体和名人追捧的“养生大师”李一走下了神坛，让很多人惊讶不已。他说：“李一说他在水下闭气两小时，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就查纪录，发现根本没有李一，而且真正的纪录也就十分钟多一些。然后我又看他在凤凰卫视拍摄的视频，发现他在‘水下闭气’时，衣服没有湿，头发也没有乱，所以明显不是在水下闭气，就是一个杂技而已。他只是坐在空气的夹层中，所以我当时就写了分析文章。”

方舟子自己最难忘的一次打假，是2001年上半年揭露核酸营养品骗局的案例。他曾说：“当时刚刚开始打击学术腐败，涉及的案例还不多；这个案例牵涉到了众多生物化学界的人士，一个学过生物化学的人都知道是骗局的东西，竟然有那么多中国的生物化学家在为之捧场、狡辩，令我这个学生物化学出身的人感到震惊。”而他也正是用这种斗士一样的精神和虚伪、投机对抗着。[详细]

以执着态度揭露造假和浮夸

方舟子在回应为何总是打名人的假时说：“因为现在造假这么多，我们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一去管，所以只能挑地位比较高或者名气比较大的人。这些人造假的话，影响更恶劣，危害更大，因为他们手上掌握着更多的资源。这些人还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能让大家更多思考怎样改变造假横行的现状，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打一些无名小卒，大家会觉得打小苍蝇有什么了不起？无所谓，也不会引起注意。学术打假往往不了了之，很难撼动他们，但他们的名声会受到影响。”

“我比较认真，这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应该得到赞赏，但因为社会不正常，所以才会有人认为我比较偏执，那是他们不正常。我没必要想我有什么缺点，不需要找心理医生。作为一个科学家，在学术和科研上要有洁癖，就像你做记者一样，要对事实追求有洁癖。科学就是追求真理。”方舟子自己说道。[详细]

方舟子自己也说，他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在中国，他为何又成了异类？

对抗传统，他撼动的是几千年来的“真理”

2004年，方舟子开始在《北京科技报》开设“方舟子快评”，但是他犀利的文风和不留情面的批评，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不满。甚至有订户打电话到北京科技报社，抗议每周一篇的方舟子专栏，称如果不撤掉方舟子反中医反伪科学的言论，就拒绝继续订报。这个阶段的方舟子一方面针对打着高科技旗号的商业欺诈屡有斩获，另一方面，因传统之名的风水、中医爱好者又对方舟子颇有怨言，展开集体围攻。

关于伪科学的争论，陶世龙说，中医、风水，在中国民间有着强大的土壤。“方舟子有些事不太策略，打击面大一些。有些事情不能急，要一步步来。中医的问题，100年来都没解决，现在一下子也不能解决。要留给时间去解决。方舟子花了很大力量批评中医，后来才渐渐少一些。我看他最近对中医的看法就好多了。其实你抓唐骏、李一，这些社会效果更好。但是你不能这么要求方舟子。他自己接触到看到什么就搞什么。如果都讲究策略就不叫方舟子了。”[详细]

不留情面，他放下的是中国人所秉承的中庸之道

西方与东方有明显的差异，我们不能避免会受到所处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美国心理学者尼斯贝特在探究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经典之作《思维版图》一书中介绍了一个实验。心理学者给韩国人和美国人看很多事物的图片后，让他们选择一个。韩国人都选最普遍的事物，美国人则选择最稀奇的。这说明韩国人只想做跟人家差不多、不要突出，但美国人则想做“出头鸟”。

当今中国，没人打开窗户说亮话，没人说真话与中庸之道不无关系。如果有人真的要说真话了，他会把很多人放在他的对立面。中国很少人不留情面做事。这就是中国至今只有一位方舟子的原因。除了他，谁都不敢做第二个打假斗士。而且，也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像方舟子一样，为了科学不要朋友。[详细]

中国需要更多的“方舟子”，但并不需要“方圣人”

方舟子对科学的执着精神让人为之动容，也为人赞赏，中国也需要这样更多的对科学“有洁癖”的人。但是，他“打假”时攻击性的语言和“圣人式”的标准，也让反对者们称其为“方圣人”。方舟子曾将学者萧瀚斥为“神棍”。次日，萧翰在微博上说：“这些年来，您在打假领域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令人敬佩。您我昨日今日之争，再次反映出您在公共辩论方面缺乏基本规则，用羞辱性语言谩骂辩论对手并不能使您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为，方舟子在学术打假时集“侦查、控告、审判”于一身，对“假”的认定，并非由学术共同体以集体的方式来认定。“例如王海打假，是不是假货并非由王海自己说了算，而是由独立的机构来鉴定。”田松也说：“由于方舟子的打假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问题。他的打假对于制度建设没有帮助，打假与打人、公仇与私愤，在新语丝分不清；甚至对某些人无中生有。所以现在，方舟子的存在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不仅毫无益处，而且有害。”而对于一个社会的打假，也并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人或者仅仅出现更多的“方舟子”，更应该建立一个社会纠错机制。[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