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强

在近日召开的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赵本山充满诚意地呼唤批评。他说:“很希望专家提出意见，同时给出批评和提醒，多批评，少夸奖！”但等某教授提出“伪现实主义”等批评后，本山大叔对批评者如是“指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把全国那么多观众弄乐了，就是最大的慈悲和善良……一部作品会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会从心里接受各位的意见，但是不要把我导偏了，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

如果报道的说话情境属实，我倒开始欣赏本山大叔了，因为这话背后的冷幽默是很有智慧的:如果有人批评一只母鸡下的蛋不好吃，这只鸡应该勇敢地反击批评者说，你来下一个我尝尝？

显然，赵本山的雄心勃勃来自“会下蛋”。这仿佛是说，只有会下蛋的鸡，才有资格评论鸡蛋的好吃与否。说白了，本山大叔充分显示了控制文化资本的“大家”所具备的雄心:我才有资格拍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你有吗？赵本山和《乡村爱情故事》的编剧都宣称，他们就是农村出来的，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农村。但农村出来的人拍摄的农村剧就一定好吗？

其实，几乎所有创作者和批评者的对话，都存在上述矛盾:批评者觉得作品问题多多，而创作者觉得作品瑕不掩瑜。就此而言，本山大叔的“着急上火”无可厚非。就算是显得横了点儿，按照研讨会上的“比较法”，在众多不良电视剧中，《乡村爱情故事》就是好的，在众多霸气浓郁的大哥大中，本山大叔的态度算是友好的了。

问题在于，为什么赵本山可以面对众多的批评而从来不反思？为什么在这位不断强调自己来自底层、“接了地气”的艺术家，却恰恰没有谦卑和温和？

不妨从他的话中来体会这个问题的答案。据报道，赵本山宣称:“开心快乐最重要，我们应该把老百姓批评的权利还给老百姓，如果谁反对快乐，谁就是不想让大家伙儿快乐，无论如何快乐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赵本山的逻辑中，“快乐”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一种“慈悲”，也就是成为一种对大众的关爱和怜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把全国那么多观众弄乐了，就是最大的慈悲和善良。”

原来“慈悲”这么简单！只要我能哄你笑了，那就是慈悲！赵本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宣称自己的主张。这种宣称的背后，原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宇宙苍生如此慈悲:我让你们笑了，我的作品提供了“快乐”，我可以让你们快乐地活着，我多么慈悲啊！

毋庸置疑，只要能让我们“快乐地活着”，确实乃是人间之至大至深的“慈悲”。但是，你赵本山能给得了吗？快乐生活，并不是小品或者电视剧就能给予的，并不是嚷嚷几句“不差钱”就真的不差钱了的。快乐是一种需要，但却是建立在另一种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另一种需求，就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居者有其屋，老者有所养，弱者有所靠，病者有所医。否则，快乐就只能是麻醉剂，只能是迷幻剂，只能是让人们感觉不到痛楚的一种强化痛楚压迫的方式。

无意间，我就想起了一个叫罗兰·巴特的法国哲学家。他认为，在还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时候，让人快乐的文化，就是无耻的；而只有让人们觉得刺痛和沮丧的艺术，才是充满了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文化。

这就意味着，赵本山所说的艺术家的责任，如果仅仅局限于提供“快乐”这种迷幻药，那么，人们的笑声是真实的，给人们欢笑的这件事情是“慈悲”的，但这种“慈悲”是建基于一种无意识性的无耻之上的，建基于对于收视率和利润追求的天然正确的理念之上的。

不得不承认，作为赵本山主演的小品和电视剧，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文化蓝本。电视剧《一村之长》中的郝运来、小品《三鞭子》中的老车夫，一度激起人们反思历史、改革现实的诉求。但到了小品《卖拐》中，善良的厨师被当做是“傻×”来戏弄，而且年年戏弄，直到厨师“成长”为只有算计而没有善良的“反忽悠”者才算结束。

其实，我并不期待赵本山能深刻到理解知识分子对现实权力体制和文化弊端的尖锐批判。我只是期待很多如赵本山一样地位的艺术家，在其果腹饱暖之后，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资本，多为弱者鸣不平，多为体制中的各种缺陷提供照妖镜，而不是一味提供“傻乐”，那也值得再多一点儿敬意献给他们。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