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篇吴祚来的《致桑兰妹妹：可能我们跑得太快了》（早上其实很忙的，要发稿，要更新页面，但我还是停下来看一遍），写得很好，充满人情味。大家可以看一看，再来听我唠叨。

桑兰和保姆这件事，肯定有很多行业的因素，比如培训的缺乏，比如行业的低端，这些我在上一篇评中评已经说过，但没有谈到人情，这是一个缺憾，所以很高兴看到了吴祚来的这篇文章。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商业社会”了，“商业社会”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我出钱，你办事。相对应是“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逻辑我们都知道：我帮你做事是因为人情，别谈钱，谈钱伤感情。对“人情社会”的批评我们恐怕都看过不少，很多都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很容易忽略“商业社会”对我们的伤害。我上周还写了一篇《秋来正是读书天》，里面谈到现代社会对人性的伤害，但没多少人读，也没有人回应，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殊不知，经济基础同样影响个体心理：花钱去看心理医生，这就是一个极具时代象征的事件。

在商业社会，对落伍的人是很无情的，我坐地铁，经常听到广播，提醒大家要文明，最后一句是：“共同抵制乞讨行为”。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感到很不舒服。你看，乞讨成了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以至于需要大家“共同抵制”。作为地铁公司，你允不允许乞讨是一回事，但是你有什么资格要求乘客“共同抵制”？

用鲍曼的话说，穷人是商业社会里多余的人。在以前，我们会有“安贫乐道”，“穷而弥坚”这样的词语，这些词隐含的意义是：作为穷人，你也可以有尊严，你的人生也可以很有意义。但现在，谁还会这么看呢？穷人何止是多余的人，简直就是有罪的，每一个穷人暗夜扪心，都得愧疚不已。所以罗炼要选择消失，所以最牛保安让我们不平，他们得不到这样的社会评价：即使你保持现状，你的人生也是“成功”的。所有的价值都得用钱来衡量。

吴祚来一句“我们跑得太快了”，让我想起孙立平说的“断裂社会”，他把我们的社会比作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他们为什么会被甩出去呢？很大程度是因为起点的不公平。

吴祚来说：“我也是从乡下来到京城，所以特别同情这些也来自乡下的兄弟姐妹，我总想，如果我不是当年考上大学，我就是那个送牛奶的年轻人，而那个给人打扫卫生的妇女可能就是我媳妇。服务与被服务的，就一步之差。”同样的话我在谈罗炼的时候也说过：“我能够顺利地逃出来，学有所用，做上了自己喜欢的媒体工作，不过是小概率事件而已——这不是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恐怕是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了。一切均是偶然，我和罗炼只有一线之隔。”

我们要求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但这个更公平的社会到来之前，我们作为个人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是那么无力，用吴祚来的话说：

“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打破世界纪录有可能，我们战胜病魔有可能，我们战胜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互信，也有可能。我们利用自己的爱心，将家政人员培养成才，照样有可能。”

“国家需要放慢脚步等一等穷人，培训那些没有技能的人们，我们自己更要放下身段来，迁就或帮扶一下我们从乡下进城的邻人。”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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