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关于保姆的话题挺热的，一是桑兰遭遇“保姆门”，一是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等正在草拟的全市性家政合同条款拟禁“保姆陪睡”。这件事似小实大，关系到千万人的饭碗和千万人的生活，平心静气想一想，比起那些耸动的社会话题，其实要重要得多。

先说桑兰与保姆的纷争，有评论说桑兰要学会宽容，甚至有评论说桑兰想博同情反失算，但正如桑兰所说：“个别媒体不平的是一个戴着名人帽子的残障人，居然这般对待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保姆、小阿姨，但是却不肯认同一个在中国生活中、家中需要脱掉名人帽子后的残障人士”，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桑兰与保姆孰是孰非？我真是无意置评，各有苦衷而已。两人虽然不是家人，却身处一屋之中，有些事情，是适用“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的。

这么说，这件事似乎没法接着谈下去了？不是的，桑兰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现在让我很无奈的一点是：大家更关心我和保姆怎么了，却不太关心为什么保姆会这样！”所以，如果抛开桑兰与保姆之间的个人纷争，可讨论的空间非常大。

其实，桑兰的问题很简单，用我们都熟悉的话说，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位高位截肢的人需要的专业的陪护，普通的保姆显然无法满足她的需求。您可以说，桑兰多花钱请一个专业不就得了，事实是桑兰曾经请过，但后来却找不到这样的专业陪护了，市场供应不足，以至于只能请普通保姆。要普通保姆完成专业陪护的工作，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才会发现一次又一次退辞。这不能怪桑兰，也不能怪保姆，只能怪这个市场太低端。

所以，最重要的是分析这个低端市场是怎样形成的。老实说，我对保姆市场并不熟悉，只能随便说说。在我看来，首先当然是需求，普通保姆的工资就是几百一千多，少有超过两千的，这就决定了服务质量不可能让人太满意。回过头从供给方来看，要保持低价，就只能用成本最低的方式，如我们所知，很多保姆都是从农村来的，根本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遑论专业的家政服务知识，直接通过家政中介公司就去上班。没有培训，这类家政中介公司仅仅其中介的作用，无需负太多责任。所以，如果让雇主很满意的，只能说纯属意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人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换保姆，就是想要碰上好运气，这样的市场对雇主和保姆来说都不是好市场。这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分析。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好的家政培训学校和家政服务公司都很少。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做家务谁不会啊？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农村人的家务和城里人完全不一样，谁叫我们城乡差距这么大呢。还有人记得茅于轼先生的富平学校和富平家政服务公司吗？可惜那样的家政培训学校太少，这跟中国技校太少是一回事。政府的教育投资集中在大学，这一点薛涌在《当代中国人为什么迷信大学》中已经说过：“大学太多，有名的技工学校太少，中国的教育结构头重脚轻。”一边供应过剩，一边严重不足，所以出现“大学生保姆”并不奇怪，可惜不少“大学生保姆”从专业到心态都是不合格的。这里不做太多阐述，但教育投资不合理由“大学生保姆”可见一斑。至于家政服务公司，富平遭遇的官司暴露出很大问题（保姆带的孩子从沙发上摔下来致死，雇主因此状告富平，索赔数十万，这个数额足以让富平破产。）。保姆由家政公司管理更有利于培训和管理，但是风险太大，相应的保险又不具备。

同时还可以看到，行业标准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从桑兰与保姆的纷争可以看出，保姆应该做哪些事情？应该达到什么标准？这些完全没有，只能靠各自心中的一杆秤。今天有一篇黄波的评论认为“标准”过滥损害公民自愿交换权利，这点我不太认同。我们很容易天然地反对政府制定各种“标准”，但请注意家政行业最大的问题不是标准太多，而是缺乏标准。无论对雇主还是对保姆来说，都缺乏一个衡量标准，如果靠公民自愿交换，如上所述，一个农村人和一个城里人是有巨大差异的——保姆觉得做得很好了，桑兰却做得很差，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如果靠作者所说一次又一次的换保姆来达到平衡，成本太高了，何不一开始就说清楚？至于“禁止保姆陪睡”，我倒觉得不值一提：加这条不是错，毕竟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是反对这样做的；当然，不加也无所谓。但我们不能因为觉得“禁止保姆陪睡”无聊，而否定整个行业标准。当然，具体的条文是否合适可以探讨，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是仅仅注意到“禁止保姆陪睡”这样嘘头，这样的标准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说得很枯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曾经给我做过钟点工的一位大姐，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更要感谢我的岳母和妈妈，让我不用面对雇用保姆的种种麻烦，我不知道等我有了孙子\女了，我是不是还能像她们那样付出？十之八九我做不到。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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