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薛涌

大学太多，有名的技工学校太少，中国的教育结构头重脚轻。这里的制度原因，比如许多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行政级别而拼命升级等，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制度因素无法解释一切。毕竟，大学建了那么多，总还填得满，总是有人要上，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竞争才进得去。明知大学毕业并不等于找到工作、不少大学在粗制滥造，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要上大学？对这里的文化原因，我们必须有个反省。

在我看来，小民百姓没有社会和文化地位，是大学热的根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念。书读好了，考中科举才有官做，其他一切行业都比不上当官。为了维持当官的合法性，读书人被塑造得不仅有智慧，而且在道德上也高于老百姓。这样，读书人就成了君子，凭双手做事谋生的人就是小人。守着这么个传统，大学生和技工自然有了上下之分。

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对比一下。我有位朋友住在波士顿郊区，房子边上有棵树摇摇不稳，他请几个砍树工操作两个小时，把树砍倒运走，顺便把另外几棵树的枝杈修剪了一下，花了一千多美元。我问一位美国朋友，这样的价码是否太过分？她撇撇嘴说：这种传统上男劳工干的专业活就是贵。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几个砍树工人就是“专家”，这工钱也算是“专家待遇”吧。

我又想：为什么有中国人跑到国外拿了个博士，就觉得自己可以回来忽悠国人？他们显然很懂“国情”，知道国人有被忽悠的心理基础。再看看国内农民工的惨状，看看东莞那些月薪不到一千元、长期超时工作的人，你能不削尖了脑袋烧钱往大学里钻吗？可是，当一个民族对劳动者缺乏起码的尊重时，这个民族早晚会受到惩罚。

再举个例子。在离耶鲁大学大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惠特尼（Whitney）博物馆。虽然从校区开始的Whitney大道一直通到这个博物馆，但如果你问在耶鲁的中国学生，大概90%以上的人从来没有去过或没有听说过这个博物馆。当一位日本同学发现我也不知道时，他吃惊地问：你们中学的课本里不讲吗？你不想到那里看看吗？我跑过去一看，那个所谓博物馆不过是个很简陋的作坊，是工匠干活的地方。也怪不得，从我的文化背景和出身来看，我心里只有耶鲁，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地方！

然而，这种作坊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起点。作坊的原主人艾里·惠特尼（Eli Whitney，1765-1825) 是轧棉机的发明人。他在接受美国政府的订单制造滑膛枪时，对枪支部件生产予以标准化改造，令枪械制造的效率大大提高，被誉为是现代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开创者。比起耶鲁那些壮观的图书馆、实验室来，这个作坊之寒酸是不用说的。但当你知道这些历史时，你就会感到这个作坊是能在纽黑文和耶鲁并立的文化重镇。

如今这个作坊成为一个博物馆，还像个木匠的工作场所一样。我参观时最惊异的是当时美国人对工匠和大学生的态度。惠特尼是农民之子，从小在父亲的小作坊中长大。他当了一段时间工匠后，决定到耶鲁读书。要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看，一个农民出身的工匠上了耶鲁，那岂不和范进中举一般？可是，他的朋友听到消息后大多摇头叹气：“咳，一个好好的工匠，就这么被糟蹋了！”在那个世界，上耶鲁成了人才浪费。

所幸的是，惠特尼毕业后马上回到了工匠的世界。这才有了他的一系列发明。这种在名校和“普通劳动者”之间不分高下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有位美国朋友就是耶鲁出身，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一生的职业是木匠。这要在中国，还不成为又一个爆炸性新闻？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中国文化有着严厉的批判。其中一点就是皇权专制下国民身上的“奴性”。许多历史学家也指出，因为这种“奴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劳动者大多属于贫困阶层，没有基本的尊严。中国一直就缺乏西欧从中世纪以来那种强大的上流劳动者阶层，如经营式大佃户、作坊主、手工业的工头等等。而正是这个阶层对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技术，绝大部分和大学没有关系，而是在类似艾里·惠特尼所经营的作坊中发明的。有学者统计，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只有38%的科学家、18%的工程师、8%的著名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与牛津、剑桥有关系（这两校培养了当时英国大部分大学生）。在著名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70%以上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但是，社会对劳动的尊重、上流劳动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所享受的社会地位、权利保障、对当地政治的影响，使这些工匠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不停地进行创造发明。

如今，中国的技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大学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中学生也感到读大学不如读技校。改变中国人对读书的崇拜、对大学的崇拜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社会，应该学会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把他们中的优秀者当作社会精英。这才能刺激这个阶层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