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一、《余音》 葛兆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介：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晚清以降的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评点：历史学者回忆前辈，眼光多有旁人不及之处，在同情之理解的温情之外，更有专业视角和长时段的学术理路。
二、《重申启蒙》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布隆纳教授针对如何在现当代环境中理解启蒙的问题展开的讨论。布隆纳的观点是，尽管启蒙运动本身已经时过境迁，现代社会不复存在当年知识分子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但是启蒙精神本身依然坚挺，不应当被忘却。人类仍旧应当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前进。
评点：中国的启蒙一直没有完成，近年来，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再启蒙。本书可以与《启蒙：一个欧洲项目》、《工业启蒙》、《启蒙运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相互参看。
三、《幸福的流失》 罗伯特·莱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简介：西方社会病了，生了一种叫做“GDP崇拜症”的病。症状表现为：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你抑郁了，我抑郁了，大家都抑郁了。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各年龄层共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且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以号称市场制和民主制典范的美国为例，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民幸福指数和抑郁症的发病率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此消彼长之势。尽管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主和市场制)是基于幸福的功利哲学——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制定的，但这些体制似乎并没能发挥其功效，即填补人们的欲求之壑，反而将人们引向了一种更加不幸的境地。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本书将在深入阐释上述现象的同时对此做出回答。
评点：读者首先必须意识到，本书作者提出的是更高的要求。本书可以与彭凯平《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相参看。
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安尼译/译林出版社
简介：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向《纽约客》毛遂自荐，作为特派记者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评点：近年来，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大有蔓延之势，道德重建和法治建设均未完成。本书可与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新修订版)》对读。
五、《税收公平与民间正义》 史蒂文·A·谢福林/杨海燕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简介：在美国，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恨财产税？税收公平究竟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民众对税收政策的反应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支撑？本书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认为道德使命感和制度正当化理论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以上问题，而且正是这两个因素造成了人们纳税时的不同状态。这对于国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和税收体系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评点：美国人有句谚语，只有税收和死亡无法逃避。毫无疑问，税收也是政治的核心部分。本书可与《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财政极限》相互参看。
聚焦：《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阿林·弗莫雷斯科；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政治妥协如何影响英法的历史进程
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宪政制度，逐步走向法治和民主。而法国1789后爆发了大革命，其后又被专制所扰，反复多次才确立了民主体制。相邻的两国，其现代化进程差异巨大。相对于法国大革命走向了暴力统治，光荣革命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派别之间的针锋相对和互不退让，光荣革命体现出的理性和克制，以及政治妥协更值得推崇。如果说，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意味着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政治妥协则意味着双赢或者多赢，参与博弈者虽然没有达成全部目标，但每一方都各有所获，可算皆大欢喜。
但是，在很多时候，妥协并不容易实现，《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证实，对于政治妥协的不同理解，在英国与法国造成了不同后果。
英文的“妥协”compromise最早来源于古罗马，它指的是为了解决争端，通过公正及中立的第三方即仲裁者的决断双方做出相互承诺（共同承诺）。这种口头契约，可以避免上法庭打官司。其后，妥协具有了第二种含义，选出仲裁者担任相关的党派或者社群的代表。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尽管英法两国思想交流越来越多，但是两国对于妥协的理解却迥然相异。
英国作者相信，妥协是一种优点或美德。海伍德、莎士比亚到斯威夫特或博内特，数十位英国作家在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语境中使用“妥协”一词，并显著一致。在他们看来，妥协意味着讨价还价，为了达成本来不可能达成的协定彼此迁就。这意味着，妥协是唯一可以替代暴力的方式。此时，连基督都被称之为妥协者，因为它调停冲突，许多作者公开谈论妥协的优点。17世纪初，妥协包含的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仲裁这种古典意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双方的共同协定、契约、盟约或一群人的自愿联合。
在法国，16世纪后半叶之前科基耶、蒙田和沙朗已经担心过“妥协”。高乃依、笛卡尔甚至卢梭、基佐等不同时代和风格的作者，一个又一个地因为妥协影响“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而担忧。对于法国人来说，“妥协”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危险的词。在16世纪末，法国人对妥协越来越有戒心，而英国人对妥协越来越热衷。
《妥协》一书揭示，英法两国政治思想的分道扬镳，在对于妥协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上得到了印证。17世纪初，妥协在英格兰表示一种和平的协议，并非暗含公正中立的仲裁者在场。在英格兰，议会赢得了最后胜利，社会契约理论的不同版本越来越流行；在法兰西，整个17世纪经历了中央集权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兴起。在17世纪结束、18世纪开始时，法国人渐渐熟悉了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代表和社会契约理论，个人的代表和自我表现深入人心，是法国人集体想象的一部分，以至于任何“舶来品”都很难长期影响它。
16世纪后半叶，妥协为何在英法两国的用法如此不同？主要由于海峡两岸个人的自我感知发生了某些变化。重视个人即将自己理解成为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又将自己理解成一个或几个团体的成员，别人也这样理解他们。从16世纪开始，法国个人主义的中心是世俗、宗教和哲学背景下的自我真实性，这种个人主义以某种方式与近代国家和专制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在作者看来，由于坚持理性渗透意志，妥协成了一种不可靠的惯例，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这是一种向心的个人主义。在16和17世纪，法院或者三级会议有可能代表个人的思想从未出现过。依照古典人士的看法，代表下级的人就是自贬身份，而在内在领域，人不可能作为个人被代表，非常怀疑其他个人以及有代表性的主体对政治权威的要求。他们排斥其他人“为他们的利益”代言的想法。
此时，罗马法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盛行，而普通法在英格兰获得了独特成功。领主们设法与国王甚至国家同化，制约国王权力，限制平民与日俱增的权利。麦克法兰主张，英国人认为，构成社会的是自治、平等，单位是独立的个人，在根本上，这样的个体比任何较大的选民集团都更重要。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民”不是有机的整体，而是个人的集合。这是一种离心式的个人主义。到17世纪中叶，英国各个党派都明白，个人是政治权力最出色的提供者。政治、地域和宗教方面的分歧令法国的三级会议瘫痪，而英国议会则成功克服了这些困难。在今天，大部分学者都同意，1688年光荣革命实际上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对君主制度态度的折中妥协，或者议会主张与君主要求的折中妥协。
法国的向心式个人主义，英国离心式个人主义的差别，导致了两国不同的契约主义理论，也导致了对于妥协的不同认识。法国人的契约的各种版本，均缺乏两个“新”妥协必须的准则：参与契约的个人之间互相平等的假定，和/或有一个时刻这些人把他们的权利委托给另一方，从而创造出仲裁人的权威，而不是简单地承认权威。由此，两国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分野，两国也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妥协是困难的，但如果没有妥协，就无法治理一个民主国家。《妥协的精神》（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拒绝妥协和执政竞选这一当今美国民主的永久性活动联系起来。竞选公职需要对抗妥协的思维，要坚持动员选民、猜疑对手的原则，以赢得竞选。而良好的政府却需要相反的态度和做法，妥协的思维使政客们偏向于调整自己的原则并尊重对手，有助于他们欣赏并利用可欲的妥协带来的机会。
历史上的妥协事件，如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税制改革和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均来之不易，但只有税制改革的妥协发生在两党之间。这些美国政治中重要的妥协及失败的妥协能为人们提供不少借鉴，改变和调整现有的政治体制、程序及思维方式，从而在竞选和治理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当代政治中，应多一些更加广泛的合作。
编者按：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为了寻找高品质的阅读体现，凤凰评论将推出“高见之书”栏目。该栏目旨在通过对新书的爬梳，大浪淘沙，遴选出优秀的书籍，推介给读者，为泛娱乐时代的深阅读提供指引。此为第二期，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一、《余音》 葛兆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简介：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晚清以降的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评点：历史学者回忆前辈，眼光多有旁人不及之处，在同情之理解的温情之外，更有专业视角和长时段的学术理路。
二、《重申启蒙》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简介：本书是布隆纳教授针对如何在现当代环境中理解启蒙的问题展开的讨论。布隆纳的观点是，尽管启蒙运动本身已经时过境迁，现代社会不复存在当年知识分子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但是启蒙精神本身依然坚挺，不应当被忘却。人类仍旧应当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前进。
评点：中国的启蒙一直没有完成，近年来，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再启蒙。本书可以与《启蒙：一个欧洲项目》、《工业启蒙》、《启蒙运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相互参看。
三、《幸福的流失》 罗伯特·莱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简介：西方社会病了，生了一种叫做“GDP崇拜症”的病。症状表现为：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你抑郁了，我抑郁了，大家都抑郁了。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各年龄层共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且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以号称市场制和民主制典范的美国为例，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民幸福指数和抑郁症的发病率之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此消彼长之势。尽管当前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民主和市场制)是基于幸福的功利哲学——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制定的，但这些体制似乎并没能发挥其功效，即填补人们的欲求之壑，反而将人们引向了一种更加不幸的境地。那么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本书将在深入阐释上述现象的同时对此做出回答。
评点：读者首先必须意识到，本书作者提出的是更高的要求。本书可以与彭凯平《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相参看。
四、《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安尼译/译林出版社
简介：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向《纽约客》毛遂自荐，作为特派记者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评点：近年来，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大有蔓延之势，道德重建和法治建设均未完成。本书可与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全新修订版)》对读。
五、《税收公平与民间正义》 史蒂文·A·谢福林/杨海燕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简介：在美国，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恨财产税？税收公平究竟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民众对税收政策的反应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支撑？本书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认为道德使命感和制度正当化理论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以上问题，而且正是这两个因素造成了人们纳税时的不同状态。这对于国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和税收体系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评点：美国人有句谚语，只有税收和死亡无法逃避。毫无疑问，税收也是政治的核心部分。本书可与《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财政极限》相互参看。
聚焦：《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
阿林·弗莫雷斯科；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政治妥协如何影响英法的历史进程
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宪政制度，逐步走向法治和民主。而法国1789后爆发了大革命，其后又被专制所扰，反复多次才确立了民主体制。相邻的两国，其现代化进程差异巨大。相对于法国大革命走向了暴力统治，光荣革命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中政治派别之间的针锋相对和互不退让，光荣革命体现出的理性和克制，以及政治妥协更值得推崇。如果说，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意味着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政治妥协则意味着双赢或者多赢，参与博弈者虽然没有达成全部目标，但每一方都各有所获，可算皆大欢喜。
但是，在很多时候，妥协并不容易实现，《妥协：政治与哲学的历史》证实，对于政治妥协的不同理解，在英国与法国造成了不同后果。
英文的“妥协”compromise最早来源于古罗马，它指的是为了解决争端，通过公正及中立的第三方即仲裁者的决断双方做出相互承诺（共同承诺）。这种口头契约，可以避免上法庭打官司。其后，妥协具有了第二种含义，选出仲裁者担任相关的党派或者社群的代表。从16世纪到18世纪晚期，尽管英法两国思想交流越来越多，但是两国对于妥协的理解却迥然相异。
英国作者相信，妥协是一种优点或美德。海伍德、莎士比亚到斯威夫特或博内特，数十位英国作家在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语境中使用“妥协”一词，并显著一致。在他们看来，妥协意味着讨价还价，为了达成本来不可能达成的协定彼此迁就。这意味着，妥协是唯一可以替代暴力的方式。此时，连基督都被称之为妥协者，因为它调停冲突，许多作者公开谈论妥协的优点。17世纪初，妥协包含的公正中立的第三方仲裁这种古典意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双方的共同协定、契约、盟约或一群人的自愿联合。
在法国，16世纪后半叶之前科基耶、蒙田和沙朗已经担心过“妥协”。高乃依、笛卡尔甚至卢梭、基佐等不同时代和风格的作者，一个又一个地因为妥协影响“他的良心”、“他的德性”、“他自己”而担忧。对于法国人来说，“妥协”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危险的词。在16世纪末，法国人对妥协越来越有戒心，而英国人对妥协越来越热衷。
《妥协》一书揭示，英法两国政治思想的分道扬镳，在对于妥协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上得到了印证。17世纪初，妥协在英格兰表示一种和平的协议，并非暗含公正中立的仲裁者在场。在英格兰，议会赢得了最后胜利，社会契约理论的不同版本越来越流行；在法兰西，整个17世纪经历了中央集权化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兴起。在17世纪结束、18世纪开始时，法国人渐渐熟悉了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代表和社会契约理论，个人的代表和自我表现深入人心，是法国人集体想象的一部分，以至于任何“舶来品”都很难长期影响它。
16世纪后半叶，妥协为何在英法两国的用法如此不同？主要由于海峡两岸个人的自我感知发生了某些变化。重视个人即将自己理解成为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又将自己理解成一个或几个团体的成员，别人也这样理解他们。从16世纪开始，法国个人主义的中心是世俗、宗教和哲学背景下的自我真实性，这种个人主义以某种方式与近代国家和专制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在作者看来，由于坚持理性渗透意志，妥协成了一种不可靠的惯例，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上。这是一种向心的个人主义。在16和17世纪，法院或者三级会议有可能代表个人的思想从未出现过。依照古典人士的看法，代表下级的人就是自贬身份，而在内在领域，人不可能作为个人被代表，非常怀疑其他个人以及有代表性的主体对政治权威的要求。他们排斥其他人“为他们的利益”代言的想法。
此时，罗马法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盛行，而普通法在英格兰获得了独特成功。领主们设法与国王甚至国家同化，制约国王权力，限制平民与日俱增的权利。麦克法兰主张，英国人认为，构成社会的是自治、平等，单位是独立的个人，在根本上，这样的个体比任何较大的选民集团都更重要。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民”不是有机的整体，而是个人的集合。这是一种离心式的个人主义。到17世纪中叶，英国各个党派都明白，个人是政治权力最出色的提供者。政治、地域和宗教方面的分歧令法国的三级会议瘫痪，而英国议会则成功克服了这些困难。在今天，大部分学者都同意，1688年光荣革命实际上是辉格党和托利党对君主制度态度的折中妥协，或者议会主张与君主要求的折中妥协。
法国的向心式个人主义，英国离心式个人主义的差别，导致了两国不同的契约主义理论，也导致了对于妥协的不同认识。法国人的契约的各种版本，均缺乏两个“新”妥协必须的准则：参与契约的个人之间互相平等的假定，和/或有一个时刻这些人把他们的权利委托给另一方，从而创造出仲裁人的权威，而不是简单地承认权威。由此，两国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分野，两国也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妥协是困难的，但如果没有妥协，就无法治理一个民主国家。《妥协的精神》（艾米·戈特曼、丹尼斯·汤普森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拒绝妥协和执政竞选这一当今美国民主的永久性活动联系起来。竞选公职需要对抗妥协的思维，要坚持动员选民、猜疑对手的原则，以赢得竞选。而良好的政府却需要相反的态度和做法，妥协的思维使政客们偏向于调整自己的原则并尊重对手，有助于他们欣赏并利用可欲的妥协带来的机会。
历史上的妥协事件，如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税制改革和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均来之不易，但只有税制改革的妥协发生在两党之间。这些美国政治中重要的妥协及失败的妥协能为人们提供不少借鉴，改变和调整现有的政治体制、程序及思维方式，从而在竞选和治理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当代政治中，应多一些更加广泛的合作。
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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