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月10日，“马勇研究员学术讲座暨荣休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期间,马勇谈到了自己晚清史的治学经验。以下为发言全文，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关于晚清史研究，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从哪个角度来进入晚清；第二，要注意到失败者的记录；第三，从全球史和现代化的角度，来谈谈我对晚清史的思考。
从清朝遗民的角度进入晚清
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之前，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学者，对晚清史已经有基本的政治框架建构，我们想有一个大的突破可能非常难。当然如果没有突破，也不能照抄前辈的东西。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就想能不能够重新建构一个晚清史的叙述框架。做历史的时候，强调历史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真相，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个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过去可能比较倾向于革命史的研究，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和海外，最近两年我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海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念。中国学者在过去关于晚清史的表达，问题在哪？从革命史进入晚清研究的问题在哪？后来我想，可能我们忽略了清朝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
我最初进入晚清，是从晚清遗民的角度。我在1991年写过几篇关于严复对近代中国问题思考的文章。从严复的观察开始进入晚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晚清的看法。去年我还讨论孙中山，讨论孙中山的时候，我的价值坐标不是革命层面，而是从一个清朝遗民的角度，回到当时的场景下。
清朝遗民的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我多年前写过关于晚清科举改革，科举制度最终的废除，我的分析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很不一样。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就是新教育和旧教育之间的问题，严复在1895年之后，关于科举制度的思考，他不是讲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发生，他实际讲的就是中国的新教育，怎么能重新发现。科举和旧教育和新教育并没有多少关联。
我就仔细读严复关于科举问题的讨论，探讨科举制在晚清变革当中的演化，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什么科举制改革最终走上这么一个结局。从严复的视角，还可以看到他对于晚清制度、政治改革的一些看法。晚清政治转型当中的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在这个应有之义当中，无论朝野各界，都有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正当性的判断。严复从晚清到辛亥前后，在学术和政治的关联上做了深度介入。我很多的价值观可能是从他这里引发出来的。
我对晚清的一些史实的判断，还受到另外一个遗民辜鸿铭的影响。我写过几篇关于慈禧太后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引起不少争议。实际上写慈禧太后时，主要的思考，就是多年前辜鸿铭的判断。我们原来看晚清皇宫内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冲突，慈禧太后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形象。但是去读辜鸿铭的资料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不会完全相信辜鸿铭的判断都是对的，黄兴涛教授多年前就把他估价为一个文化怪杰。因此，我在通过辜鸿铭理解晚清的时候，可能会把他的观点过滤了一下，但是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一个思考的视野，在这个视野里面，可能我们能够很宽容的，能够带着敬意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思考国家前途，在变化和转型之间究竟如何选择。
很多做研究的人都认为《清实录》不应作为重要的史料出处，但《清实录》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它的价值观。我参加《清实录》委员会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当时提出，我们新编清史，要回到王朝本位。我们一定要以一种王朝的立场，王朝的意识来看待清朝的历史，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打架。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价值观，一个校正。
当然，进入晚清讨论的时候，我不完全从革命史观相反的立场进入，而是从清朝人本身的看法进入。清朝的遗民到民国时期，他的价值立场变得比较反动，但是回到晚清的场景下，它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中立。因为他们既不是清末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纯粹站在革命党一边，从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去思考。
警惕后死者的话语霸权
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会有这么一种警觉和自觉，就是历史是胜利者建构的，一个研究者要对这个胜利者的话语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不管胜利者书写历史是真的假的。
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回忆录，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我竭力支持、推动着口述史的研究，就是因为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鉴别历史的真假。如果不是人人都做口述史，那就可能让后死者形成话语霸权。所以我在讨论晚清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先死者的委屈，我会考虑到后死者对故事的描述当中，有没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无意添加一些东西。
比如戊戌六君子和康梁，我在做戊戌研究的时候，思考的就是康梁叙事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六君子在1898年的9月份政变当中都遇难了。是不是康有为、梁启超描述的就是六君子想的呢？在多年来的阅读当中，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这些年，茅海建做了大量的考据研究，我们现在可以更明白地看到，康梁作为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如果从这样一个层面再去进入，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像这种类似的事情晚清还很多。比如两宫之间的冲突，以及慈禧和光绪的死亡，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感觉到，可能后来的研究中，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实本身。因为逝者没法再说话，没法再表达，没法做出任何辩解。类似的事情在晚清史的研究当中，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是。
从全球史关照中国
近代的变革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在这个背景当中，我比较看重的问题，就是西方因素的发生。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其实西方和中国有交往，大致都在仰视中国。西方对中国的仰视，大概持续到了十八世纪，当我们看到孟德斯鸠等人资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西方人当时对中国的评价其实相当高。
中国在农业国的状态下，它的政治架构上，在王权体制下，给中国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架构，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概念叫超稳定架构，这可能是对于中国农业国民描述的最高赞美。这种赞美表明当时中国的体制，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的时候，可能不会引发本身的根本性变革。后来还是因为十五世纪之后，西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元素，这种因素确实是颠覆了近代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接纳，让印度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用了八百年的时间。佛教文明进入中国，从东汉初年的冲突，南北朝时期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国，但是它真正融入到中国知识阶层、朝野各界或是家庭，大概是在北宋时期，全部进入用了八百年时间。
讨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我觉得是西方因素的进入。如同佛教文化的进入一样，中国一开始不适应，以乾嘉汉学为例，它对西学是拒斥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乾嘉汉学内部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纳，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
到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就没有像日本的某一些藩国，能够有效让中国的变化和西方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鸦片战争之前、十八世纪早期，中国没有和西方处在一个共振之中，导致后来的问题复杂化。比如，从洋务一直到甲午，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整体性的变革，它给后来留下了无穷多的问题。严复当年考虑了一下，就说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你会觉得，在洋务新政这个时间段，当时的中国人在急切的心态下，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中国就发展科学技术，在1860到1890年代，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比如说教育，如果在1860年，中国当时不是搞科举制的改革，而是和1890年和1901年一样，完全冲破新教育，大概中国就可以避免后来这种状况。为什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选择学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性的学习？像郑观应、马建忠，在这三十年当中，断断续续有很多的批评，但是，都是留待于甲午之后，进入维新时代，才能进行真正和彻底的反省。这种做法给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变革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变革起于新阶级的诞生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中国能不能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的发展，国际资本大幅度进入，中国新阶级逐渐产生。1895年之后，中国社会迅速与国际社会建立一种逐渐平等的交流，让自己走向世界。从这个层面去看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对晚清的历史主题就更容易理解——晚清的历史主题，从原来经济的变革往政治转型，就成为一个历史的逻辑。
这个历史转型，当然遇到很大的问题。在1895年之后，全国各地的自治运动，包括湖南的发展，都出现了很好的势头。但是突然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如果把这些事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放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关于义和团产生，我的想法就和原来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义和团是工业化急剧发展当中被甩掉的一波人。
我分析义和团的构成，就没有像上一辈的学者，完全从秘密教会的角度去考虑，我更愿意从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一波人是急剧工业化过程中，被甩落的一个群体。当然，它获得曝光的一个形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秘密组织。过去把义和团看做反帝爱国，我觉得可能值得重新讨论。但是这几年，有人说义和团反人类，我认为更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义和团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中来看。
在中国急剧的工业化，以及衍生的政治变革当中，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新阶级诞生之后，对于中国的制度要求。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变革的呼声高涨。我们去分析张謇这一代先富阶级，可能在1896年，就是刚刚维新一两年的时候，他们实际思考的就是，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必须寻求一种制度保障。
从这个逻辑出发，1898年政治变革的需求，1900年政治变革的需求，都能找到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晚清的政治变革，一直到了1908年之后，应该说是可以稳固推进，但是最大的问题在1908年突然出现了，两宫（慈禧、光绪）相继死亡，这可能是晚清政治变革的一个巨大转折，但并不意味着晚清政治变革就必然走向失败。几年前我在讨论保路运动，讨论南北妥协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可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从最初放弃帝制走向共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趋势，走出帝制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从1900年从梁启超开始讨论中国体制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目标，一直到1905年，1906年之后的讨论，当时除了革命党之外，大概朝野各界更认同君主立宪的架构。但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君主立宪成为被废除的方案，共和体制出来了——这是在南北之间妥协的时候，非常偶然的选择。
章太炎1921年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太急切，因为找不到方向，就回到了共和的大一统。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帝制复辟思潮和复辟运动。
清帝国在1912年终结了，但是我们在探讨民国初年政治架构的时候还得看到，在民初的政治架构中，一方面废除了清帝国政治架构大框架，但是其遗留也隐含在很多制度的细节上，民国没有完全把这个彻底斩断。民初的政治架构，从清朝的变革中所吸收的东西，还是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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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年1月10日，“马勇研究员学术讲座暨荣休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期间,马勇谈到了自己晚清史的治学经验。以下为发言全文，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关于晚清史研究，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从哪个角度来进入晚清；第二，要注意到失败者的记录；第三，从全球史和现代化的角度，来谈谈我对晚清史的思考。
从清朝遗民的角度进入晚清
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之前，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海外学者，对晚清史已经有基本的政治框架建构，我们想有一个大的突破可能非常难。当然如果没有突破，也不能照抄前辈的东西。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就想能不能够重新建构一个晚清史的叙述框架。做历史的时候，强调历史一定有一个终极的真相，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个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过去可能比较倾向于革命史的研究，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和海外，最近两年我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海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学者的观念。中国学者在过去关于晚清史的表达，问题在哪？从革命史进入晚清研究的问题在哪？后来我想，可能我们忽略了清朝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
我最初进入晚清，是从晚清遗民的角度。我在1991年写过几篇关于严复对近代中国问题思考的文章。从严复的观察开始进入晚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晚清的看法。去年我还讨论孙中山，讨论孙中山的时候，我的价值坐标不是革命层面，而是从一个清朝遗民的角度，回到当时的场景下。
清朝遗民的价值观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我多年前写过关于晚清科举改革，科举制度最终的废除，我的分析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很不一样。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就是新教育和旧教育之间的问题，严复在1895年之后，关于科举制度的思考，他不是讲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发生，他实际讲的就是中国的新教育，怎么能重新发现。科举和旧教育和新教育并没有多少关联。
我就仔细读严复关于科举问题的讨论，探讨科举制在晚清变革当中的演化，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什么科举制改革最终走上这么一个结局。从严复的视角，还可以看到他对于晚清制度、政治改革的一些看法。晚清政治转型当中的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在这个应有之义当中，无论朝野各界，都有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正当性的判断。严复从晚清到辛亥前后，在学术和政治的关联上做了深度介入。我很多的价值观可能是从他这里引发出来的。
我对晚清的一些史实的判断，还受到另外一个遗民辜鸿铭的影响。我写过几篇关于慈禧太后的文章发表在《南方周末》，引起不少争议。实际上写慈禧太后时，主要的思考，就是多年前辜鸿铭的判断。我们原来看晚清皇宫内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冲突，慈禧太后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形象。但是去读辜鸿铭的资料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不会完全相信辜鸿铭的判断都是对的，黄兴涛教授多年前就把他估价为一个文化怪杰。因此，我在通过辜鸿铭理解晚清的时候，可能会把他的观点过滤了一下，但是他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一个思考的视野，在这个视野里面，可能我们能够很宽容的，能够带着敬意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思考国家前途，在变化和转型之间究竟如何选择。
很多做研究的人都认为《清实录》不应作为重要的史料出处，但《清实录》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它的价值观。我参加《清实录》委员会第一次大规模讨论，当时提出，我们新编清史，要回到王朝本位。我们一定要以一种王朝的立场，王朝的意识来看待清朝的历史，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打架。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价值观，一个校正。
当然，进入晚清讨论的时候，我不完全从革命史观相反的立场进入，而是从清朝人本身的看法进入。清朝的遗民到民国时期，他的价值立场变得比较反动，但是回到晚清的场景下，它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中立。因为他们既不是清末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纯粹站在革命党一边，从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去思考。
警惕后死者的话语霸权
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会有这么一种警觉和自觉，就是历史是胜利者建构的，一个研究者要对这个胜利者的话语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不管胜利者书写历史是真的假的。
这些年来，我读了很多回忆录，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我竭力支持、推动着口述史的研究，就是因为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鉴别历史的真假。如果不是人人都做口述史，那就可能让后死者形成话语霸权。所以我在讨论晚清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先死者的委屈，我会考虑到后死者对故事的描述当中，有没有刻意添加的或者是无意添加一些东西。
比如戊戌六君子和康梁，我在做戊戌研究的时候，思考的就是康梁叙事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六君子在1898年的9月份政变当中都遇难了。是不是康有为、梁启超描述的就是六君子想的呢？在多年来的阅读当中，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这些年，茅海建做了大量的考据研究，我们现在可以更明白地看到，康梁作为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如果从这样一个层面再去进入，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像这种类似的事情晚清还很多。比如两宫之间的冲突，以及慈禧和光绪的死亡，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感觉到，可能后来的研究中，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实本身。因为逝者没法再说话，没法再表达，没法做出任何辩解。类似的事情在晚清史的研究当中，李鸿章、袁世凯等都是。
从全球史关照中国
近代的变革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在这个背景当中，我比较看重的问题，就是西方因素的发生。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其实西方和中国有交往，大致都在仰视中国。西方对中国的仰视，大概持续到了十八世纪，当我们看到孟德斯鸠等人资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西方人当时对中国的评价其实相当高。
中国在农业国的状态下，它的政治架构上，在王权体制下，给中国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架构，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概念叫超稳定架构，这可能是对于中国农业国民描述的最高赞美。这种赞美表明当时中国的体制，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的时候，可能不会引发本身的根本性变革。后来还是因为十五世纪之后，西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元素，这种因素确实是颠覆了近代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接纳，让印度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用了八百年的时间。佛教文明进入中国，从东汉初年的冲突，南北朝时期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国，但是它真正融入到中国知识阶层、朝野各界或是家庭，大概是在北宋时期，全部进入用了八百年时间。
讨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我觉得是西方因素的进入。如同佛教文化的进入一样，中国一开始不适应，以乾嘉汉学为例，它对西学是拒斥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乾嘉汉学内部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纳，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
到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就没有像日本的某一些藩国，能够有效让中国的变化和西方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鸦片战争之前、十八世纪早期，中国没有和西方处在一个共振之中，导致后来的问题复杂化。比如，从洋务一直到甲午，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整体性的变革，它给后来留下了无穷多的问题。严复当年考虑了一下，就说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你会觉得，在洋务新政这个时间段，当时的中国人在急切的心态下，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中国就发展科学技术，在1860到1890年代，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比如说教育，如果在1860年，中国当时不是搞科举制的改革，而是和1890年和1901年一样，完全冲破新教育，大概中国就可以避免后来这种状况。为什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选择学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性的学习？像郑观应、马建忠，在这三十年当中，断断续续有很多的批评，但是，都是留待于甲午之后，进入维新时代，才能进行真正和彻底的反省。这种做法给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变革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变革起于新阶级的诞生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中国能不能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中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多的发展，国际资本大幅度进入，中国新阶级逐渐产生。1895年之后，中国社会迅速与国际社会建立一种逐渐平等的交流，让自己走向世界。从这个层面去看的话，我想我们可能对晚清的历史主题就更容易理解——晚清的历史主题，从原来经济的变革往政治转型，就成为一个历史的逻辑。
这个历史转型，当然遇到很大的问题。在1895年之后，全国各地的自治运动，包括湖南的发展，都出现了很好的势头。但是突然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如果把这些事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放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关于义和团产生，我的想法就和原来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义和团是工业化急剧发展当中被甩掉的一波人。
我分析义和团的构成，就没有像上一辈的学者，完全从秘密教会的角度去考虑，我更愿意从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一波人是急剧工业化过程中，被甩落的一个群体。当然，它获得曝光的一个形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秘密组织。过去把义和团看做反帝爱国，我觉得可能值得重新讨论。但是这几年，有人说义和团反人类，我认为更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义和团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中来看。
在中国急剧的工业化，以及衍生的政治变革当中，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新阶级诞生之后，对于中国的制度要求。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变革的呼声高涨。我们去分析张謇这一代先富阶级，可能在1896年，就是刚刚维新一两年的时候，他们实际思考的就是，中国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必须寻求一种制度保障。
从这个逻辑出发，1898年政治变革的需求，1900年政治变革的需求，都能找到相互之间的关联。从晚清的政治变革，一直到了1908年之后，应该说是可以稳固推进，但是最大的问题在1908年突然出现了，两宫（慈禧、光绪）相继死亡，这可能是晚清政治变革的一个巨大转折，但并不意味着晚清政治变革就必然走向失败。几年前我在讨论保路运动，讨论南北妥协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可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从最初放弃帝制走向共和，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趋势，走出帝制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从1900年从梁启超开始讨论中国体制应该走向什么样的目标，一直到1905年，1906年之后的讨论，当时除了革命党之外，大概朝野各界更认同君主立宪的架构。但因为某种偶然的因素，君主立宪成为被废除的方案，共和体制出来了——这是在南北之间妥协的时候，非常偶然的选择。
章太炎1921年在一篇文章里面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太急切，因为找不到方向，就回到了共和的大一统。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帝制复辟思潮和复辟运动。
清帝国在1912年终结了，但是我们在探讨民国初年政治架构的时候还得看到，在民初的政治架构中，一方面废除了清帝国政治架构大框架，但是其遗留也隐含在很多制度的细节上，民国没有完全把这个彻底斩断。民初的政治架构，从清朝的变革中所吸收的东西，还是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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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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