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有关先生的争论迎风而起，追捧者与质疑者都很活跃，足见和谐中国的宽容。退回四十年，先生的大名是与“神”连在一起的，《毛泽东选集》与《鲁迅全集》比肩发行，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笔者以为，国情的今非昔比，给了鲁迅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因为在过去，虽然可以随时捧读“鲁选”，心态却不会像今天这样自由，就像当年人们对于“毛选”只能崇拜和恭敬不能质疑或点评一样，对于鲁迅先生的任何出言不逊，同样是天大的不敬。可见今日中国较之四十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评价鲁迅因而也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将“神”还原为人

应当看到，时下关于鲁迅先生的评价仍然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其一是先生没变但中国变了：其二是国民性没变但国情变了；其三是制度没变但审美变了。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理由是：他“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理性地讲，把土耳其获奖作家与中国的鲁迅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鲁迅先生很早就发现了中国固有的“忧郁的灵魂”，就像先生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以及《狂人日记》中的“我”，包括九斤老太的烦恼和用人血馒头治病等很多细节，都是源于上个世纪初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忧郁的灵魂”所致。否则，先生犀利的笔锋也不会指向国情的“软肋”。至于“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更是鲁迅之所长，仅此一点，今天的土耳其作家就未必能比得过七十年前的鲁迅。

当然，比对这两个一今一古一中一洋作家，并非想否认奥罕．帕慕克自身具有的独特审美个性，以及他对世界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也不含有轻蔑诺奖因此而“与时俱退”的意思，而是想由此提出一个如何评价鲁迅的新话题——站在今天这个令人感奋的时代，如何与时俱进地评价鲁迅。中国的国情与它国不同之处就在于，四十年前乃至于三十年前的中国，评价鲁迅只能有一种声音，一种迎合毛泽东时代的声音，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盛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对此，有学者评论说，毛泽东之所以会对鲁迅作出如此评价，就在于他是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看待鲁迅，因而才会把鲁迅评价为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目的就是让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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