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浩然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奇迹般的宠幸，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20余年，彻底否认‘文革’早已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责任制已有效地实行这么多年，浩然及其同志们为何还能这么气壮如牛地吹嘘？……我一点没有责备发表上述专访与为浩然辩护的文章的传媒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左的那一套影响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远。……从浩然的‘蒋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谓‘重新审视’的呼吁，再一次告戒我们，切切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刘文指出“浩然左意犹存”仅一天，《南方周末》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为浩然叫屈，天津《今晚报》也早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编者不禁感叹：通过“争议浩然”，一下子检验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到底深入了多少民心，取得多少永久性的胜利。真是“改革远未成功，同志亟须努力”！

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关系非常深的青年记者红先生（自称是浩然辅导起来的一百多个文学青年之一），甚至电告我一个特大新闻：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

他和我的具体谈话如下——

朱：我看到《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写浩然，说他在七十年代末在“文联恢复大会”上作检查，那个事件你知不知道？

红：那是1978年前后的事。我跟你讲啊，关于浩然老师的一些情况，虽然外界写了一些微词，很多人对浩然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很理解和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让浩然作检查，那也是当时中央强加给他的，当时有一些情况，最近浩然在写他的第四本自传体长篇小说里有披露。

朱：他出了几本自传了？

红：三本啊，早出来了，现在进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写文革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就是说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一大批作家，包括死去的一大批作家，他们当时为什么批浩然那么狠啊？这些人害怕了，因为他们在当初的时候，在文革期间，他们给浩然写了一百多封信，这一百多封信是什么信呢？是对江青的效忠信，这些信捏在浩然手里了，到现在都有。当今所谓最活跃的、所谓最改革的这一批人，其实当时(文革)是最软弱的。而且这帮人求浩然说，浩然同志，请你在江青面前给我说句话，给我一次生命，给我一次机会，也让我复出吧，不要再斗我了。那都是一帮软骨头，你知道吗？这一百多封信，在他的第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当中要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化。所以有很多人就怕这个问题，一公开，好多人就要重新看了。有很多人，你别看他当个什么官，可能是个什么人，可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下流的，要不然批浩然为什么批那么狠啊。

朱：噢，都是求过浩然的。

红：对呀。浩然这些年，人家是注重生活，回到农村去，那么在山沟里当作协主席，培养了一百多位文学青年，结束了三河市没有文学的历史，人家出了长篇小说、出了短篇小说集、出了诗歌，培养了一百多位，辐射京东八县。那么，我就是被他辅导过的，被他影响过的，浩然和刘绍棠他们两个对我都挺好的，刘绍棠当时，文革结束后，刘绍棠当时是和浩然同时挨批的嘛。刘绍棠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祖国是我妈，妈都受了那么大的损失，那作为儿子我算什么呢？”当时刘绍棠说了一些很革命的话，这样，浩然就被迫作出检查。当时的情况是，江青找了他很多次，他还远离江青呢。实际上严格来说，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当时是要用他做这些事。当时你想，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啊，但是浩然那个时候，人家是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对国家的感情，写了那么几个东西，那你说拿那个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丝毫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