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文章中，有一些颇有史料价值的回忆。

浩然在两次访谈中透露——

1.与周扬等早有矛盾，是文革前的受压者，文革中的造反派。“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指《艳阳天》）’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

2.深受江青赏识。“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咏、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坐到她旁边，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然、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我慰问前线军民。江青告诉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借着。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咏接到江青电话，说不看了，保留评论权，让作者自行处理。这事就算应付过去了。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4.文革结束后，第一次“争议浩然”，日子难过。“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几次见面经过。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里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上到婚礼现场。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响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情》，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了。⑻”

对于浩然，几位被采访者中明确持批评意见的只有着名作家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