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着名杂文家因此给章明一信：“我想了想，觉得浩然的作品的倾向，是必然的。他在当朱光（原对外友协副主任）同志的秘书时，曾送我几本短篇小说集，基本是歌颂农村新事物的，遵命唱颂歌，不可避免。但文革中为什么受到江青一伙的特别赏识，则是个谜。问题不在于他写过什么，甚至也不在于他在文革如何走红，重要的是时至今日，他对自己的作品以及文革中的特殊遭际（可以说殊荣），应该如何看。不去反思也罢，还要说出那样的话来，确实使人生气，而且那口气也狂得可以。老兄对他进行批评，完全是应该的。是他自己先出言不逊，别人才起而批评的，真不知他自己是怎么考虑的。看来您讲的不错，在他后面和周围，恐怕有一股力量，只是我们一无所知而已。……关于那位凤翔先生的大作，……回避重要问题，给您乱扣帽子，乱上纲，不署真实姓名，而且借名人来垫窝，自己真是‘轻薄为文’了。⑷”

也许凤翔先生背后真有一群什么人，一篇骂了章明，唯恐不够力，又来一篇正面颂浩然，暗箭射杀章明。半个月后，1999年5月27日， 《今晚报》发表了署名苏连硕的“争鸣”文章：《浩然的气度》，文章主要记述了浩然对章明文章的“宽容”━━

“第一次通电话，他（浩然）只说不知道章明其人，文章都说什么了，愿意看看剪报原文。……说话其间有无奈，有感叹，有惆怅，但对那篇文章却显得很平静，很理智，没有发一点不满或议论。……过了十来天，我们又通了电话。我问他，剪报收到了没有，有什么想法，他平静地说：‘这类文章我见得多了，百家争鸣嘛，让人家去说吧。’我很想听一听他埋藏在心里的话，但是他还是重复那么一两句话，‘任人家去说吧，不会因为谁说了些什么，我就改弦易辙，放弃我的追求。’最后，才稍微开展了一些，‘人家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时期。赵树理、柳青的作品一直为我所钦敬，但作家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各自的经历、各自的风格。还有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我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将有很详尽的再现的。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当江青问我愿不愿意在首长身边工作时，我婉言谢绝了，我是作家，什么也干不了，连小组长也当不了，我只希望多给我时间写作。……”

苏文又说：“他（浩然）曾对我说，再版《金光大道》时只改动了两个字，没有按现在的形势去套改那段历史。在一些作家被金钱搞得五迷三倒时，他坚持在县市安家，搞旨在培养农民作者的‘绿化工程’，发誓当‘农民的忠实代言人。’……最近一两个月的电话，他总是镇静而声含喜悦地说，‘回忆录写作又有进展，又有新进展，又有大进展’，……看来，浩然不是要写什么忏悔录，而是决心拿出他自己的新作说话了。浩然作为作家远比章明之所谓评论家宽容大度。”（这话其实主指焦国标。）

章明的一个朋友对浩然的这种现代宽容精神很是欣赏，只是有一个大疑问：当年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都是不但反对宽容精神，而且力主残酷斗争，如“初澜”所概括，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批判林彪贩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动文艺作品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⑸”的全国唯一的优秀小说。浩然如此对自己有过的不宽容给予慷慨的宽容，是否是以宽容的表情掩护坚持不宽容的“阶级斗争”思想呢？而浩然那句“我的作品反映了那段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时期”，实在有点睁着眼说瞎话——对于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改革开放20年来不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否定了么？浩然难道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否定的文革历史，再宽容新生？

4.陈徒手写“浩然春秋”

这一轮的“争议浩然”，除了这些短兵相接的论战，更有人在整理历史性的记录。陈徒手在1998年底对浩然及其当事人作了近三个月的系列采访后，写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故人看浩然”━━《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载《读书》1999年5月号）。

陈徒手先后采访了包括浩然在内的14人，他们依次是北京市作协主席浩然（1998年11月27日，12月9日），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1998年10月25日）， 老作家古立高（1998年11月25日），着名女作家草明（1998年12月8日）， 前新华社记者蒋豪纪（1998年12月5日），北影演员、电影《金光大道》主角扮演者张连文（1998年12月4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原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着名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1998年12月16日），前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陈模（1998年12月22日），前北京市宣传部干部宋汛（1998年12月22日），着名作家林斤澜（1998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