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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浩然”何处去:浩然与西沙儿女
2008年03月08日 18:20 】 【打印

195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时的浩然

2.两个应战先锋

重新“争议浩然”始于《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主办的《环球时报》(周报),1998年9月20 日突然发表本报记者卢新宁、胡锡进关于浩然的整版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这篇4000多字的长文以浩然为何要写《文革回忆录》为新闻由头,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从一个只读过3 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 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今天人们尊敬高尔基,不在于他是自学成才的工农作家,而是他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批判列宁、斯大林专制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有不顾一切营救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大无畏行动和高风亮节,不知浩然是否有过类似言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浩然的这些“新观念”,使已淡出社会的浩然重新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关注,一场新的“争议浩然”随之而起。

人们由浩然的这些新观念,记起1974年5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以写《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桃峰》、《评湘剧园丁之歌》等而成为“四人帮”“文艺评论家”的“初澜”的长篇文艺评论:《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文章开门见山地说:

浩然同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小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肖长春的英雄形象。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反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坚持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斗争中,探讨和研究《艳阳天》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于批判林彪贩卖孔孟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肃清“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领域中的流毒,反动文艺作品中的“无冲突论”和“中间人物论”等,是很在现实意义的。⑶

最先作出有力批驳的是北京青年杂文家、新闻学博士焦国标。1998年12月,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天津),在1998年第6期发表了焦国标批评浩然的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先生做到‘农民饿死我饿死’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农民吃不饱,穿不起裤子,你浩然先生做到没做到‘农民没裤子我没裤子’?……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行有直升飞机,病了可住北京三0一(高干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你代表了农民什么?浩然说,‘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某种路子写。’干了错事,因为出于自己的冲动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谅么?他就从而没有错么?“(难道浩然就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当“皇后钦差”,专程写自己至今也私下认为“不足为法”的《西沙儿女》么?难道《金光大道》第二、第三部不就是在江青等人喜欢了前面的作品而“人来疯”的更上一层楼么?)

与北京的焦国标几乎同步,南京的吴跃农(江苏省委统战部干部)更是四处发文诘问浩然。

1998年12月23日,北京《新闻出版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机关报)在“该说就说”栏目发表了吴跃农的杂文《不和谐的杂音》;1999年1月12日,石家庄《杂文报》(《河北日报》主办)又发表了其《不后悔什么?》;《中国青年报》、《燕赵都市报》等报刊也都发表了吴跃农的同类文章。

吴文的主要观点是:1.《环球时报》发表的“浩然访谈录”,“通篇是极左腔调,大言不惭”。2.“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此叙述得津津有味,要不是印着1998年的日期,笔者还要误以为这份报纸是在1968年印出来的。”3.“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深信富裕是修正主义,贫穷是社会主义。”4.“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帮’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之类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从134元增长至 2090元,增长了15倍。……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驳的。”5.“奇怪的不是他(浩然)固执地坚持着他对当年不后悔的光荣和梦想,奇怪的是他竟然还真的能够不后悔地占据在《北京文学》的主编位置上(还担任着北京市作协主席),更奇怪的是《环球时报》对他的这种论调采取‘应和’的态度,拿出一个整版来传播。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他们为什么情有独钟地搞出这么一篇明显是与改革开放精神相悖的专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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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健国   编辑: 唐毓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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