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⑼”有人接着草明的意思说，浩然文革时的狂妄受宠，尚可原谅，可是他在九十年代以来复出后的狂妄，如向有关领导建议“重新组织党的文艺创作队伍”，如把他在北京郊县辅导一百多个文学青年称为新的“绿化工程”，就带有明显地反击改革开放之情绪，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不能宽容的。浩然一方面坚持对文革不忏悔，一方面又培植青年弟子在思想上接班，实在是罕见的坚定不移，言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

关于浩然与江青的关系，文革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与北影演员电影《金光大道》的主角张连文作了补充。

刘庆棠说：“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⑽”

张连文说：他是和浩然一起到大寨见江青的。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呢？”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她娘的狗屁……”

（张永枚1999年6月13日电话告诉笔者，此处有误——“当时是江青自己说，有没有听说她是吕后、武则天的谣言？我想起弟弟来信说过，便含糊道：听说四川有……江青便说，不止四川，广东也有。又说：我哪里比得上武则天！⑾”）

对于浩然的“文革”表现，众人是这样说的——

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年轻，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折腾得比较厉害，觉得自己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他老看不上杜印两口子，……觉得端木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只有自己最干净。⑿”

管桦回忆说：“有天我们正在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要抄家先到机关登记。⒀”

潘德千说：“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⒁”

梁秉堃说：“浩然有朴素的农民底子，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质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⒂”

林斤澜说：“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豪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这段回忆，留下了浩然当年批刘绍棠的不宽容历史，更记录了浩然对“文革”欲从轻发落的潜意识。

5.浩然说：手上有100多个作家致江青的效忠信

1999年6月11日，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 发表了一位杂文家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文章说：

“近10个月来，浩然（‘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文革’十年中独领风骚的那个作家）及其‘奇迹说’，几乎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