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
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情绪

 核心提示：

2013年9月，凤凰网对话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先生，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观”。

童增是一位商人，也是社会活动家。他目前担任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童增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后面又开始介入保钓等涉日活动，持续坚持多年。

童增说，在中国民间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不管年轻年老，只要谈到日本，都非常反感。这种情绪不是一代人，是很多代人，一百多年来，沿袭下来的，是客观存在的。

以下为对话节录，文中标题为编辑所加。

（对话主持：李杨）

把对日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分开来

凤凰网：媒体给您过一个“大陆保钓教父”这样的称谓，说您在90年代曾经孤身一人在全国人大代表驻地给他们散发对日索赔的资料。

童增：80年代我是大学老师，讲法学概论。其中有一章是国际法，讲到中国和日本的时候就提到要战争赔偿。我感觉到战争赔偿不应该放弃。或者说，日本现在应该主动对我们进行赔偿。

1990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要求，这启发了我。我们能不能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呢？从这一年开始，我就搞研究，写了一个论文，提出一个观点，把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分开来：战争赔偿国家放弃就放弃了，民间的赔偿我们保留（索赔的权利）。

当时，我就想发表那篇论文引起轰动效应，就可以了，只是一个学者的要求。没想到找了很多家媒体，报纸、杂志都不发，觉得这个敏感。到了1991年，我就把它打印成一个万言书，到京西宾馆、北京饭店，北京市所有人大代表驻地去，发给他们。

没想到给他们以后，这些代表非常认同，1991年就提出很多议案。1992年，又有38个人大代表提出两个议案，这样就把它炒起来了。先是境外媒体，香港媒体、日本媒体报道，然后国内媒体跟进。很多战争受害人给我写信，或者从各个地方跑到北京来找我。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日本当年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是非常深重的。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接到一万多封信。

我逐渐有一种责任感，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也没想到会一直做到现在。受害者给我写信，我就动员他们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写信，大使馆也有人专门找到我，说他们接到了很多信。我也代表慰安妇还有劳工，把他们的受害信件递交给大使馆。

1994年以后，日本的律师就找到我，希望代理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案件。这当时在国内不能立案，收费也比较高，因此我开始在日本打官司，以后就一直打打打，打到现在还在打，当然基本上都是败诉的。

1992年找到我的受害者，比方60岁，现在也是80多岁了。当时有70到90岁的受害者，天津的，现在肯定已经去世了，80岁、70岁找我的，也去世了。受害者一年一年减少，慰安妇走的也比较多。他们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看到日本谢罪、赔偿。

民间的爱国之气可鼓励而不能挫伤

凤凰网：您后来除了做索赔也开始做保钓。

童增：索赔这些人主要都是受害者，年纪比较大。我因为做索赔，跟很多团体有接触，30岁以下也来找我们，这些年轻人里面参与保钓的比较多。1996年，主要是港台那边在宣传保钓运动，大陆这边是禁区，都不是很了解这个事情。而我因为搞对日索赔以后，跟日本接触比较多，跟香港媒体接触也比较多，所以对保钓相对了解多一些。

1992年我们就宣布成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跟许多受害者建立了联系。因此1996年保钓的时候(编者注：1996年9月1日童增、李定国等257位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领土)，我给那些受害者一讲，写信给当时的军委，要求什么呢？要求对港台的保钓船只进行保驾护航。受害者马上签名。都是老人，我一说他们就觉得这东西应该签字，他们有些人不知道钓鱼岛是怎么回事。有的老人说，钓鱼岛在哪儿呢？是不是在钓鱼台？的确那个时候对钓鱼岛问题都很陌生，不是很了解。有200多人签字，我马上就找媒体报出去了，国内也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大陆人在发起保钓。

二十多年走过来，我体会最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我看到一万多封信件，都是受害者的信件，我感觉，日本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的确是罄竹难书。我是一封一封看到流泪的。第二点，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得民心的。以前有一个日本记者采访我，他说你经济上也不宽裕，政府也不是很支持你，为什么很多老百姓要跟着你做这个？我说这是得民心的事情，正义的事情，你没有钱也能做起来。这一点我觉得政府应该是看见了的。因为民间的爱国之气可鼓励而不能挫伤，老百姓跟政府那种爱国的融合度，我觉得比较欠缺。

反日游行都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凤凰网：索赔20多年，保钓10多年，这么多年做下来，难处在哪里？

童增：这二十年来，不仅是我，还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在奉献。能走到现在，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索赔跟保钓是爱国行为。很多政府部门，他们从感情上是支持的。他们很多人，爷爷也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因此，他们表面上执行任务，但实际上内心是钦佩我们的，这种事情非常多。

从上层沟通来讲，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新闻媒体等，与上层进行沟通。另外，我的家庭也有点红色的背景，因此我找起人来，人家觉得很近，方便一些。我是78级的，以前的一些同学都在一些位置上，比较好沟通。即便没有决策权，他们也有说话的权利，知道我不是坏人。再加上，我们平时做事情也有几个准则，因此才可能做到现在。

凤凰网：什么准则？

童增：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不发动游行示威。实际上国内每次游行示威都是自发的。但是很多人都猜，有的说是政府发动的，有的说是我们发动的。2005年，的确我们也开了会，也动员酝酿了，但最后从网上发起的中关村反日游行，并不是我们发动的。2005年4月8日，很多人都去游行了。最后，有关方面赖在我们身上，把保钓联合会、公司里的电脑全部抄走去查。后来一查全是白领小孩发动的，不是我们。

有时候，境外觉得好像游行都是政府组织的，这不可能。政府谁敢组织，哪个部长敢组织？谁组织谁下台。出事怎么办？都是老百姓自发的。在中国存在强大的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不管年轻年老，只要谈到日本，都非常反感。这种情绪不是一代人，是很多代人，一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我们说发动一次反美、反英的游行，发动不起来，没有这种情绪，没有这种基础。

通过引导，中国人是有序的

凤凰网：我们在反日的时候，到底在反什么？

童增：要求赔偿道歉，另外要求夺回钓鱼岛，主要是这两个目的。

凤凰网：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领土问题。

童增：对。日本一百多年前对中国的欺诈、压迫、侵略，造成整个中华民族有一种仇恨情绪在里面，大家才可能走上街头，表达情绪。香港以前也有类似的现象，现在逐渐平复了，理性了。而中国大陆，封闭了多少年？而且历来走上街头的次数很少，各个层次的人都有，这种状况下出现打砸抢的现象，可以理解。

一个方面我觉得管理社会治安的部门有责任。北京就没有出现打砸抢。去年北京游行人数最多，每天都有到大使馆去的，北京日企最多，日本人很多。但是北京公安处理就成熟多了，没有出现打砸抢。虽然有一些瑕疵，后来媒体谴责，我们也谴责，网上都谴责，而且抓了一些人。后来在9月18日，有180多个城市游行示威，北京人数是最多的。这一天没有出现一起打砸抢的案件，为什么？说明通过引导，中国人是有序的，不会出现盲目的打砸抢。如果在一个人砸日本车的时候，旁边起码有几个人在谴责他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或者边上站两个警察，他敢不敢？他不敢，他是一时兴起，这种人毕竟是属于少数。所以说不能够看见打砸抢，就觉得反日游行怎么怎么样。

保钓人士没有一个出来打砸抢的。后来打砸抢被抓起来一些人，还希望我们去为他们说句话，我们都拒绝了。因为这属于刑事犯罪。如果是为了保钓被如何了，那我们肯定会站出来，呼吁保护他们。

不仇恨日本人，但愤怒于日本政府的做法

凤凰网：您个人对日本的态度是什么，您喜欢日本吗？

童增：从内心来讲很多方面我是很钦佩日本人的，他们的那种精神，包括团队精神、敬业精神。

凤凰网：所以您对日本的印象还是比较多元的？

童增：还是可以这样说，因为从整个人类来讲，日本还是做了一些贡献。但是日本政府比较贪婪。

凤凰网：您个人对日本有没有一种仇恨的情绪？

童增：对日本人没有仇恨，因为日本人我接触很多。但是对日本政府的做法，特别是它对中国不道歉、不赔偿的做法，我非常愤怒。

凤凰网：所以还是事出有因的。

童增：索赔也好，保钓也好，反日游行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呢？中日友好应该是必然的，没有理由不友好。但是有几个障碍横在中日友好面前，把这几个障碍清除了，中日友好才是真正有民意基础的。我们现在做的索赔、保钓、反日游行，实际上是在促进两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把这个障碍清除掉。索赔问题，如果日本像德国一样，赔偿、道歉、谢罪，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钓鱼岛问题如果说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他国的权利，这个问题也没有了。

不能把爱国跟反日对等

凤凰网：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容易被煽动。

童增：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很大，这是因为有民意基础。

凤凰网：这些跟教育有关吗？

童增：不是教育问题。1990年到1992年哪有（反日）教育？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在先，后面我们的教育都是被迫的。曾有一个人大代表，搞社会科学的，他在1991年见到我后，就提案对日索赔。而他在1991年以前，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首先是日本在否定历史，是日本先出现问题，日本说我没有侵略你，我们才把他们侵略的历史搬出来。你比如说我把你的父亲一刀劈死了，我说没劈死了，你反不反抗？我把你的女儿强奸了，我说没强奸，我说强奸是正确的，你反不反抗？

凤凰网：跟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有关系吗？

童增：忍让，我们是忍让，克制，怕影响中日关系。中日友好掩盖了民意，后来我分析以后才发现，这些民意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把盖子揭开了，现在才感觉到，民间反日的、仇日的情绪很大。这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谁教育的结果。

中国政府从70年代开始，是愿意跟日本友好下去的。日本如果说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可能我们一代又一代没准就忘了那些不友好的事情。日本政府就觉得你们中国对历史没什么反应，觉得他们当年侵略中国是正确的。

1990年之后，是中日之间最友好的时候。但看看民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怎么压都压不住，现在只是把盖子揭开了，反日、仇日、厌日的情绪就都出来了。

凤凰网：某些情绪可能有点畸形，比如电视上出现很多抗日神剧。

童增：那个是滑稽剧。比如一个手榴弹把飞机炸了，这个是滑稽剧，娱乐片。我觉得正常，你也不可能反对人家去拍娱乐片，这跟反日情绪是两个概念，好玩，丑化日本。日本对中国也是这样，漫画也是丑化中国的，很正常。这激起不了老百姓的仇恨，我觉得这个是娱乐而已，真正激起老百姓情绪的还是历史，几代人的言传身教。

凤凰网：很多人认为反日就是爱国，不反日就是不爱国。

童增：不，我不这么认为的。有的人虽然没有反日，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因为看动漫觉得日本的还挺好看的，并不意味着他不爱国。他可能其他方面也在做爱国的事情，不能把爱国跟反日对等，反日只是爱国的一个部分，爱国的概念是很广的。

　　（编辑：凤凰网/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