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915反日游行亲历者韩宠光：
中国人反日打死自己人，性质就变了

核心提示：

2013年9月，凤凰网对话韩宠光先生，共同探讨“中国人的日本观”。

韩宠光是2012年西安“915反日游行”的亲历者，也曾申请发起“918游行”，但最终未能成行。在2012年“915反日游行”当天，韩宠光见到很多砸车、打人的场面。他认为，中国人反日、反日，最后打死自己人，性质就变了，给别人看笑话了。

韩宠光说，从小到大这30年来，学校、社会、政府、父母亲戚一直在给自己灌输一个价值观：反日就是爱国。他说，如果日本继续不反省、不认罪，我们还得继续给下一辈人灌输仇日观念。

以下为对话节录，文中标题为编辑所加。

（对话主持：史川楠）

社会给我一个价值观：反日就是爱国

我叫韩宠光，是河北邯郸人。2002年我到西安，在一个商场做生意。参与2012年的西安反日游行有点偶然，期间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事让我很难忘，很惊讶，对现在的社会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2012年8月，国内的舆论把钓鱼岛争端炒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那会儿，我相信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反日的情绪高涨。包括什么抵制日货，保卫钓鱼岛。同时香港、台湾很多保钓人士做了一些正面积极的动作。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你说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表达我的这个情绪？国内现在有个集会游行示威的法规。我就想，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搞这个事情（编者注：指申请反日游行）。

我在8月份就已经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付诸行动。等到9月10号，我在网上看见王建发起的“915游行”被官方批准了。王建他的演说能力很强，煽动性也很大，当时我不觉得官方能批准这样的游行。但我看见他的申请通过了，我就也马上去准备，联系我们所在商场的各个商户，发起申请。

我们这些生意人手头上不缺这点零钱（编者注：组织游行的花费），做标语也好，横幅也好，然后就是再自备一些水、干粮什么的，再雇几辆车，弄点扩音器、喇叭，这些资金没问题。人员我相信一挥手，会有很多人跟随在后面。后来我去征集，整个商场400多个商户，只有一对老年夫妇，说不参与这些事。剩下的老的、少的、年轻的、男的、女的都说参加，每个店至少派一个人，需要钱什么的不是问题。大家都很支持我，这让我的动力就很大。抽空我就跟人家去讲中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钓鱼岛争端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又跑到日本的一个家族手里……我从网上、书上又查阅了一下资料，坐在那就跟别人讲。

讲了之后人家会给我签一个字，确认他店里会出人，出钱不出钱那些后面再说，因为我们几个人凑点钱就够了，最多也就是2、3万。我用了两天的时间集中了商场里的商户，其中年轻人居多，热血冲动。他们说你搞吧，搞了之后再把朋友公司的人拉过来。后来真的是有外面的人打电话给我，说到9月18日那天他们会放假，带上他们公司十几个到五十几个的员工，带薪休假来参与游行。没有想到，我这么一个念头，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所以我更加坚定地要去做。

我们不主张暴力，但是鼓励血性

从知道可以申请游行之后，我每天睡很少，处于一个非常兴奋、期待的状态。我期待的就是，我可以在街上表达一个普通百姓的心声。这个心声是30年以来，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是学校、社会、政府给我的，父母给我的，外公（编者注：他的外公是国军抗战老兵，文革中曾受迫害）给我的，所有的人给我塑造的一个价值观：反日就是爱国。包括一些影视作品，也都是这样的：反日就是爱国。当时我手里如果有两个原子弹，我可能就会把东京炸掉，就是这样。

我看到日本右翼也搞了一个游行，言论很不堪，骂得很厉害。他们把胡主席和温总理的画像，做成了一个与马路同宽那么大的画像，在马路上铺着，让所有的游行队伍就在那上面踩来踩去。当时我就想，我要把日本天皇也做那么大一个画像，我把野田佳彦也做那么大的画像，我不仅要做，我还要烧，以牙还牙。

我定了一块百米的长布，打算让几十人扛着，游行沿途征集万人签名。我们游行的终点，计划是选在陕西省政府门口，到了那以后，我们会把白布交到外事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手里。这就是我们百姓的心声，要看一看百姓的呼声。虽然你是一个地方政府，但是你可以把我们这些声音转达给中央政府。我们没有去北京搞这样的东西，首都也不允许我们这样搞，但是我们在西安搞了之后，我相信北京也能听得到，我们要做出有正面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主张暴力，不宣扬暴力，但是我们不反对过激，我们鼓励血性，鼓励我们的游行队伍体现血性，这是我游行的一个初衷。

我参照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和要求，按照格式写了一个申请。9月13号，我就去交申请，我以为交到派出所就行，派出所说你得交到分局。后来我9月14号交到分局，分局的那个人也没有说什么，他只说你这个游行要跨区，很烦琐。游行法有规定，必须在游行5日前递交申请，必须在游行2天前给申请人回复。

递交申请还有一个小插曲。负责治安的队长问我，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在这个市场做生意的。他就用西安的方言说，你这个小伙子长的也精神，不好好做你的生意，捣鼓这些干嘛，好好做你的生意去吧。这些话让我很无奈。也许是他们不想让百姓生事儿，怕出乱子，可以理解。所以我也没有反驳他，我只跟他说，游行申请我今天递交过去了，今天是14号，我申请的是9月18日那天，正好5天，我说等到9月16日我会来取结果，你要不给我书面通知，那我就准备游行了，你要是不允许我游行，那我们就在自己商店门口喊一喊就行了。 

不是国民素质不高，压抑太久必然生乱

“915反日游行”当天，上午出现了很严重的打砸事件。之后，警察通知我中午必须到公安局一趟。他们没有预料到砸车这么严重，西安整个二环之内吧，宽一点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砸车的队伍，这些人几秒钟砸一辆车。

西安有十几个人在申请发起游行，官方就一个一个做工作希望申请人撤销申请。我知道是这个事，不想去公安局，一直拖到了快中午2点钟，那边又一直打电话，我就去了。因为当天全市的交通都瘫痪了，不能开车了，我就步行去。他们给我宣传一个思想，说今天的打砸局势已经控制不了了，有可能会发展得更严重，这就是申请游行导致的后果。我当时就反驳他们，你也可以把这些砸车分子抓起来，你不能说我申请了游行，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你既然批准了游行，你就要把安保措施采取好，把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预防好，这是你的工作。

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好好挣钱、工作，然后给国家纳税。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日本现在侵略的是我的领土，它收购的是我的钓鱼岛。钓鱼岛里面有可能一个头发丝的地方是我的，我就不允许他们这样，我就要去上街，我就要去表达。你可以不批准我，但是你要给我不批准的通知书。你不想让我上街，不要做我的工作，直接给我签一个不批准通知书就行，我上街你抓我就是了，我的态度也很强硬。因为后边确实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商户，包括商户的朋友，我都不认识，都给打我电话，出钱的、出力的、出人的，表示全公司放假都要来支持我的。

他们就给我一直做工作，说这个游行区里面做不了决定，市里面也做不了这个决定，现在都已经报到更高层了，连夜召集了会，就说争取做每一个游行申请人的工作，让他们自己撤回去。

我想，为什么外交部要抗议、要谴责，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你们宣传了，我们老百姓知道了，我们愤怒，火出到哪？一直在堵堵堵，压压压，舆论又一直在点火，中间烤的是谁，烤的是民众，烤的是民众的这个情绪，就像高压锅一样。上面就是这个盖子，盖住了，一点气不漏，不让你搞，不让你发泄，媒体就是下面的火，在下面拱火，我们老百姓在锅里面。西安今天开了一个口，让游行了，一定会炸锅。即使没有这些从中作乱的分子，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也会去砸车，他控制不住情绪。并不是说国民素质不高，而是压抑太久必然生乱，我以为是这样的。警察最后提了建议，说你先去游行现场看看吧，看看之后你再做决定，然后我就从派出所里出来了。他们让我上街，我就去看看。

为什么打架？为什么砸车？

从派出所出来后，我碰见第一个被砸车的车主，就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辆日本尼桑的车已经被掀翻了，十多个小伙子，跟两个中年人在打。有一个中年人的个子很高，1米8多，很壮，但他也打不过十几个人。那些小伙子手里面有铁棍子、木棍子、锁子。中年人的脸上全部都是血，血都滴到白色的衬衣上，很吓人。  

我虽然当时不清楚什么情况，但是我知道挨打的这个人肯定是车主，那十几个人打完之后，就找下一个目标去了。有人喊“这边有一辆日本车”，他们一下就过去，就跟蚂蚱一样，“轰”一窝蜂，就是那种感觉。他们没有打这个车主，这个车主还不依不饶，想从地上找东西反击。我就拉住他，我说大哥，你往那边看，就是十多米远，站着十多个警察，他们管了没有？他们都不管这事儿，你自己能讨出什么说法来？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车砸了之后你可以修一修，把你打伤了之后你不是白挨吗？这位大哥什么都没说，也没说对还是不对，只是很气愤地就跟他朋友走了，走之前站在警察旁边说了几句什么。

西安二环内大大小小有很多支游行队伍，我跟了其中一波差不多10个小时。他们除了路面上的，还去停车场里面、钻到小胡同里去找日本车砸。很多车主已经把车藏起来了，有的藏得很严实，有的就用什么标，爱国标语也好，纸也好，把日本标签挡住，挡住也不顶用，该砸照砸。

唯一的特例是，一辆黑色的日本凯美瑞没有被砸。当时那车是两个小伙子从东往西开着，而游行队伍是从西往东走，双方正好打了照面。开车人肯定是有准备的，坐副驾驶的人马上就打开天窗钻出来，举着一个大画像，上面是毛主席的半身像，下面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挥手致意。他的车上也贴了一些爱国标语，这辆车最终毫发无损的过去了。这是我看到唯一一辆完全幸免的日本车。其他就包括我保护的那些车，最少也要挨几下。尤其是特别贵的好车，比如霸道、巡洋舰这类的，一定是狠狠地砸，砸得稀巴烂还要推翻，推翻之后还有人试着上去点火烧，但是被制止了。

人群中有一个小孩转到我跟前，身边也没有大人，六七岁的样子。他就问我说：“叔叔，他们为什么打架啊？他们为什么砸车啊？”这个小孩的问题，当时因为很乱，我没有多想。现在我就在想，这个小孩拷问的不是我一个人，他拷问的是全社会。本来我想扭头走，但是我一想这个小孩，他的大人呢？我就马上回头问了一句，我说你爸爸妈妈呢？他说爸爸妈妈在家里。我说你一个人出来的？他说是啊。我想这么乱，再丢了怎么办。我说我带走吧，又怕这个小孩他不跟我走，我就把小孩拉到派出所，交给了警察。

直到今天，我还一直在想，这个小孩问我的这两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为什么砸车啊？我一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反日、反日，打死自己人，性质就变了

就这样，我一直跟随这些砸车的人，一直看他们就在那边砸，一辆又一辆，一辆又一辆。其中他们还砸了一对母女的车，我看不下去就跑过去帮她们。她们是从北往南开，这个砸车队伍是从南往北走，她们如果再往前走，后面还有砸车的，属于是赶着上去被人砸了。好在这一波被我已经拉住了，我说不要砸女人的车，男人不要欺负女人。因为砸车的都是年轻人，这么一说他们也都不好意思再欺负女人，就找下一辆车去砸了。我让母女俩掉头走，让她们往安全的方向开走。

刚对这母女俩交代完，我就看见砸车队伍已经离着一两百米远了，那边围着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赶紧跑过去。

等我分开人群走进去，就看到一男一女倒在地上。后来我才知道是李建利（编者注：西安反日游行中被砸日系车主，本人受重伤）和他媳妇王阿姨。当时，王阿姨是在地上跪坐着，一只手托着李健利的头部，一只手拿着卫生纸压着头。当时他俩脸上有血，身上有血，地上都有血。王阿姨在哭，李健利没有知觉。

我跟王阿姨说，你把手拿开我看看。她当时把卫生纸一掀开，李建利头部的血都不是喷出来的，是挤出来的。那血柱比火腿肠要粗，不是稀的，是稠的，隐隐约约能看见白丝，就是脑浆的丝，随着那血柱就出来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脑袋碎了，脑浆被打出来了。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抢救不及时，很可能人会死掉。所以我说赶紧捂住，开始求助，求助现场的人群。那些人群都在围观，在人群外边也有警察。我就喊都来帮帮忙啊。因为交通也瘫痪了，打110，警察也就在旁边，你打了有什么用？你打120，救护车能来吗？考虑到现实状况，就是要自救，找人帮帮忙，把李建利抬到路对面就好说一点。路对面的车慢慢能挪到医院，说不定就能救他一条命。喊了有几十声吧，围观群众该拍照的拍照，该摄像的摄像，该在那围观的围观，好像是事不关己。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不帮忙，但是我知道时间不能耽误了，脑浆都出来了。

旁边有一个小伙也很着急，当时我不知道是李建利的儿子，个子很高也很壮。我就跟王阿姨说，咱俩抬，那个小伙子一看他也来抬。我们三个人就抬着李建利跨过被推倒的栏杆，抬到马路对面往北走的车道上。先过去一辆私家车没有拦住，然后又过来一辆出租车，正好是空的。我斜着就把那辆车挡住了，他拉也得拉，不拉也得拉。我的声音很大，因为很着急，感觉人伤很重声音就很大，就问他，你拉不拉，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个司机说拉之后，我就跟他儿子，把人托起来，让王女士去开车门，开了车门那会儿人都已经是软的了，往车里塞也不太好塞，反正就那样，也不管他好受还是不好受了，就那样往车里塞，头先往里面塞，塞了之后让王阿姨在那边接着。拽过去之后把腿给他往那边一弯，这边车门一关。但是一想，头低了之后血流的更快。我说不行，又开车门，就跟王阿姨说，你坐起来，让他半侧起来，用手捂着他，让伤口处于高位置，他可能流血就稍微能缓慢一点。

等到出租车往医院走了，我又遇上了这个砸车的队伍。

这一路上我看到能帮的我就帮。我被一个车主骂，他以为我跟砸车的是一伙的。我拉住他不让他去跟砸车的打。他骂我，我也要拉住他。我就想，反正我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拉住你，你不受伤，砸你的车，你以后可能会再买一辆，也可能修一修就好了。反正我拉住你，不想让你再打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受重伤的人了。你要再去打，再有那个二百五上去把你打了，这事儿真的就大发了。自己国家搞个游行，自己人砸自己车，再把自己人打死了，这净让人看笑话了。

我不要再出现一个李建利。脑浆都出来了，真怕出人命，你真的出了人命，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中国人反日、反日，打死自己人，性质就变了。

砸车的人可能不在乎犯法被抓

在参与“915游行”前，我就想到了：如果出现砸车怎么办？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会在我的队伍游行之前，就跟他们宣布几条纪律。碰见开日本车的以言语上的批判为主，达到抵制日货的目的就可以，不主张砸车。毕竟砸车首先是侵犯私人财产，如果打人那就属于寻衅滋事，更严重。

从法制的角度讲砸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从我们压抑了这么久的情绪上来讲，日本车大行其道，日本从中国赚走了多少钱，它赚的这些钱有可能就是以后伤害我们的资本。日本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之前，它发展的资金从哪来的，还不是清政府赔给它的？弹丸之国，小地方，要资源没资源，什么都没有。它为什么可以在亚洲全面发动一个侵略战争、法西斯战争？它有钱啊，它的钱是从哪来的，不是自己的，是掠夺中国来的。

咱们现在买日货，买一点日货，日本哪怕挣一块钱，这钱以后也有可能是军国主义再次打击中国的资本。我不主张买日货，而且我自己也一件日货都不买，我不想给小日本做一分一毫的贡献，不想让它赚我一分钱。

如果碰见那些用了日货还比较顽固的人，我也不主张砸车。但他要惹了众怒，别人砸他我可不管，警察你该管你去管。不过这样的人很少，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说，以后不买日货了。甚至有的一句话不说，把包一夹，开门下车，往旁边一站，一声都不吭，就看着自己的车被砸，砸了之后再掀翻。车主自己也知道抵抗无用了。

如果说砸车这事儿违法了，那也是要先把情绪发泄出来再说，违法之后再说违法的事儿。违法你就拘留我几天，罚我点钱，我愿意去用这些自由和钱，去换取我当天的发泄。当时砸车的人，可能90%以上都是这么想的。好嘛，你关，你罚，今天我砸了，我发泄了，我出了气了，就OK。就是一个仇日情绪的发泄，他们宁愿以身试法，哪怕后边追究我，我今天也要砸，我也要烧，就是这样的。当然那些纯粹的不法分子，包括偷了、抢了，用心不良的，纯粹泄私愤的，咱们不讲了。这里只讲怀着一颗仇日的心，怀着一颗民族主义心的砸车份子，他们这些人。

我是不主张砸车的，我主张对车主做宣传教育，告诉他们你现在买一辆日本车，日本的知识产权拿走了多少钱。日本挣了这些钱可以造多少颗子弹。对吧，是可以给他去讲这些的。

压太紧，民众的反弹情绪太大了

那会儿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说钟楼饭店有日本人，就这么一声，出事儿了。人群一下就涌到了钟楼饭店。当时警方可能也知道这边住了日本人，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有百十个警察就在那护着，武警、特警都有，把住了钟楼饭店的门不让进。这些人就开始跟警察对峙，到最后开始跟警察干仗，警察虽然手里有东西，但是也打不过这么多人，受伤的警察一个一个都被被抬走了。这些人还是最终冲了进去，然后把钟楼饭店从一楼到四楼，所有能看见的全砸了，大厅给砸了，一楼砸到四楼，砸到最后，反正是没找到日本人。

游行队伍里绝大多数是反日的，也有对社会不满意的，包括仇富的也好，仇官的也好。有些人有可能借这个机会去砸车，泄私愤。但那些年轻的中学生，一脸稚气，他们也去砸车，我相信他们是法制意识淡薄，然后头脑一热，就上街砸车了，以为砸日本车就是反日，我反日就是爱国，我爱国就一切都是正确的，很单纯，很朴素。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些行为同时也是违反法律的，这跟家庭教育和学校法制教育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鱼目混珠的是少数，更多人是在宣泄对日的情绪。甚至有的人明明知道，砸车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国家既然让我游行了，让我反日了，我就要用最暴力的、最血腥的、甚至最残酷的手段去表达我的情绪。他们足以以身试法去宣泄情绪，也足以证明他有多仇恨日本。有时候法律与爱国真的是一对，怎么说呢？我感觉挺矛盾的，我个人讲不清楚。

像以前的游行，就是前后左右全都是公安的人在跟随着，不容易生乱子。公安可以周密的做一些安保预案，应该不是问题。但是9月15日是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上面一直压得太紧了，民众的情绪太大了，大到瞠目结舌，无力压制，收不住。不仅是我们发起人一个普通百姓收不住，当时书记、省长、公安局长都在场，这么多群众谁能收得住，没办法。就是说长期压抑，压抑太久，对日本的这个情绪可以在一朝爆发出来。没生出大变故都是太幸运了，有受伤的、有砸车的，在当天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了，还有可能会比这更糟。

后来警察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撤回“918游行”的申请。我说如果真的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我就宁愿不去游行。因为这样的后果，它的恶劣性、负面意义，远远要大于爱国宣传的正面意义。那我还去游行干吗？给他们制造一些口实，给不法分子制造一些机会？所以在电话里我就口头撤回了申请，但是没有去把申请书拿回来。我回去就跟那些商户做解释：再看看情况，警察如果说能够拿出一套严密的安保措施，咱就上街，如果拿不出来或者不主张咱们上街，咱们就沉一沉再说。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最后是不了了之。

我不会跟孩子说中日友好

我们这些商户发起这个游行的心是爱国的，一开始我们也宣传发起了大家的爱国热情，但如果到最后真的出现破坏性结果的话，那么我追求的这个正面意义，能否抵消我造成的这些后果？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我是在爱国还是在误国？我是在给群众提供一个宣泄的渠道，还是给群众制造麻烦？出于这样一个考虑，他们说让我撤，那我就撤，我都口头答应撤了。

这么多年下来，反日是社会一直在给国民灌输的主体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小学开始，教材书里就在灌输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国民，日本欺负过我们侵略过我们，我们要牢记历史，不能忘记仇恨。从小到大这30年，灌输的都是仇恨，为什么呢？这也有日本的原因，它如果像德国那样，也许我们早就谅解他了，去真正达到一个中日友好。但现在所谓的中日友好只是空谈，因为日本不反省、不反思、不认罪，我们就不能放下这段历史的仇恨。那怎么办？不停地再灌输，还得灌输，一直到日本这个民族真正反省了，谢罪了，整个民族认罪了，政府像德国政府做的那样好了，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放下仇恨，中日友好。

像日本现在军国主义大行其道，右翼分子在政府里任要职，甚至安倍都有右倾化的倾向。包括他在这次2013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做的那个发言，明确放弃了不战宣言。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不能忘记仇恨，我们也不能放下历史。还得继续给咱们所有的国民，包括下一代，包括我儿子，我下下辈，都要灌输这么一个思想：警惕日本，牢记历史，不能忘记仇恨。我不会跟孩子说中日友好，那都是扯淡，我不会这么做。

（编辑：凤凰网/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