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筑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断。从这个看似让人惊异的结论出发,我们回首建国后前三十年,却会发现,在路线的变动和政局的变换间,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既完成了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提供人才支持,又完成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普及教育。这不啻为一个奇迹。但在这个“奇迹”的背后,两种针锋相对的教育思路各自在自己占据主导的时段内造成和积累了难以弥合的缺陷,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体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应对这些缺陷带来的困难。这是一座短时间内就构筑起来的大厦之基,直到今天,还需要后人不断对它进行改造和加固。【网友评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经济腾飞靠毛泽东时代教育打下基础

假如说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很不利的经验,同时它也建立了普及的教育系统,提高了人民的卫生状况,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比方说我同事阿玛蒂亚·森(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论述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区别时,经常强调印度不如中国的地方,一个是没有很好的基础教育系统,另一个是没有基层医疗卫生系统--而中国这两大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否则这3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飞跃。同时,如果中国没有一个邓小平,也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所以这跟中国领导者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他明确地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同时他是在模仿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先进经验。邓小平能动员起人民,我想跟“文革”也有一定关系--如果没有经历那么悲惨的10年,大家不可能改得那么快。 【详细】

 

建国后全面扫除文盲

基础教育普及 中学毕业生过亿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共扫除文盲2. 03亿,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壮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我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详细】
三十五年来,普通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四百一十一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七百二十二万人;各种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培养了大量劳动后备力量,普通高中共有毕业生六千二百八十五完人,普通初中共有毕业生一亿八千八百五十八万人,农业、职业中学共有毕业生一百一十万人。【详细】
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而且建立了一批专业院校,填补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人才。【详细】
 
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建国后的教育发展

1983年在校学生与解放前比普通高等学校增长了六点八倍,普通中等学校增长了二十三点七倍,小学增长四点七倍,学龄儿童人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四。【详细】

 

贫弱的基础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人学率只有百份之二十左右,劳动人民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
    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统计,一九四七年全国高等专科以上学校仅有二百零七所,在校学生只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六人,一九四六年中等学校仅有五千八百九千所,在校学生只有二千三百六十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二人。幼儿教育和特殊教育更为落后。一九四六年幼儿园在幼儿园仅有十三万人,盲聋哑学校仅仅有学生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详细】

 

丰硕的成果

三十五年来,普通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四百一十一万人,浦东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七百二十二万人;各种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培养了大量劳动后备力量,普通高中共有毕业生六千二百八十五完人,普通初中共有毕业生一亿八千八百五十八万人,农业、职业中学共有毕业生一百一十万人,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十五年来,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队伍不断成长壮大。一九八三年各种形式的高等学校有专任教师三十五万七千七百人,为解放军前最高年的二十一倍 【详细】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的目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很快就过时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反映的主要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详细】

 
 

十字路口:建国初中国教育面临抉择 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1950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在工农速成中学、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除了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新中国的教育还面临另一重紧要的任务: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培养和输送人才。因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公平、效率”的两难选择中仍然存在现实的困惑和冲突,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这被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详细】

 
建国初教育基本出发点:
延续建国前解放区大众教育

建国之初,延续着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即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开门,通过实行干部教育、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接受教育。在1949年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详细】

建国初教育的重要需求:
学苏联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

当时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与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努力。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从20世纪上半叶学习模仿美日,到50年代学习移植苏联,呈现出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和“西方化”倾向。但与学习日、美教育相比,50年代初的学习苏联运动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它是在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组织、理论、教材、方法等系统地全盘移植,“全盘苏化”;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个渐近、融合的过程,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在极短时间迅速建成。【详细】

建国后教育对基础的盘点:
旧教育体系被系统彻底抛弃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教育界展开了对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以及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批判。从1952年起,教育界还开展了批判旧教育思想的运动。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教育和教学思想”。如“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为教育而教育”、“单纯业务和单纯技术观点”、“盲目崇拜英美资产阶级教育”、以及用“全盘西化”“改良中国教育”等观点都是批判的重要对象。为推行所谓”专才“的培养模式,我国高等教育界批判了“通才教育”思想。【详细】

 
 

第一次选择的结果:构筑精英教育 压缩大众教育

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渐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线。1953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为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单独设立高等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而教育部主管中小学教育。高教部与教育部几度分合,合并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重高等教育、轻普通教育的问题。但是在此后的教育发展中这一倾向始终存在。【详细】

 
建国后教育对于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公平和效率是需要抉择的两面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教育的否定和改变,突出体现在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接受教育,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面对一些基本的矛盾,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详细】

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区别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则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是尽可能对大多数人平等的教育,还是少数人实施尖子教育。【详细】

选择精英教育的得失  

在五六十年代现实的发展中,我国教育实际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国家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且免收学费;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呈现“重理轻文”的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层层选拔尖子,培养少数英才。其问题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致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详细】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实际冲突  

建国初期,面向工农大众的非正规的、普及型的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详细】

 
 

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全面学习苏联 为快速工业化构筑精英教育体制

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渐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线。它主要表现为:国家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并且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小宝塔”结构,选拔和培养少数“尖子”。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等教育价值的失衡。【详细】

 
从结构上对苏联的学习:
专业化分类以工业为中心

全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改变原有的系科,采用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1953年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工科102种、理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专业扩大到323种,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我国高校专业专业门类越来越多,而专业设置却变得越来越窄,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1039种,工科664种。全国使用统一教科书、教学计划,高校在教学方法、内容上也实现标准化。【详细】

苏联式精英教育的基础:
重点中学为核心的基础教育

1953年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重点学校建设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重点学校在师资配备、办学条件、教育经费等方面远比一般学校优越,导致学校之间的差距拉大,在培养、选拔出少数“尖子”的同时,造成一批基础薄弱的“差校”,使大多数儿童的利益受损。【详细】

唯一没有学习苏联的地方:
对于知识分子和专家的尊崇

50年代的学习苏联仍然是有文化选择和文化冲突的。中国所学习的“苏联模式”是斯大林时代“专家治国”时期的产物,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但50年代中国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不但完全没有模仿苏联尊崇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反将知识分子从政治上到经济上逐渐贬为最低。中国曾学习过苏联的“一长制”——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但在阶级斗争升级之后,强调党对业务工作的领导,“一长制”便销声匿迹。【详细】

 
 

毛泽东对精英教育的不满:忽视农村 教育不公平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详细】

 
教育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以俄为师”的改革。究其历史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发展使然。也有学者认为,当时不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在教育改革上另作抉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经济、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这致使我们很难获取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信息,也无法借鉴他们的办学经验。教育不能发展,国家的建设和复苏就很难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各方面都已发展迅速,学习苏联模式也就是很正常的。 【详细】

全面学习苏联的开始  

1949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说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是以俄为师,从苏联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详细】

充分采用苏联教材  

学习苏联模式,体现在教材上是学校充分采用苏联教材。教师都按照自己学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共同备课,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课堂学习除了教师讲课外,还引进了明纳尔制度,又称之为课堂讨论,就是师生互相讨论的形式。可惜后来因为学生喊负担过重,这种形式就在我国消失了。 【详细】

按照苏联模式调整院系  

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针对我国当时高校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教育部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设文理两学科)及专门大学两种;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与师范学院;专科学校视情况进行调整。【详细】

 

毛泽东的大众化教育思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冲击精英教育实现教育普及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展开的。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过教育的不断政治化,用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批判压制“专业化”和崇尚专家的路线;同时,用战争年代习用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方式冲击他所反感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此后,这种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断再现,冲击和改造正规的学校教育。【详细】

大跃进是毛泽东教育路线首次尝试

“文革”中农村基础教育全面普及

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就进入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之中。1956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达18.5万人,1958年大跃进,招生人数增至26.6万。此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掀起又一轮浮夸风和大冒进,1960年的高校招生猛增至32.3万。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7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同样,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7年增加为11096所,1958年又翻了一番,达28931所,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猛增至1958年的852万。 【详细】
“文革”的主要目的的之一是建立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普通中小学教育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文革”中一个突出的意向是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其次是普及大学教育,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其中虽然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但在普及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农村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成为“文革”中唯一受益方。 【详细】
 

毛泽东教育路线的效果:高等教育极度萎缩下中小学教育的最大扩张

“文革”时期的教育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在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的同时,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普及。19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6.25倍,初中生增加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了11.3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19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19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详细】

 
文革中的农村教育
 

文革中的农村教育

“文革”的出发点是为了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创造一种新制度,用来减少“三大差别”尤其是减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比,从其出发点上说,毛泽东并不真正想把中国的教育搞乱,而是想探索一条新的改革直路。
    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文革”对农村的冲击最轻,也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在农村普及教育那么感兴趣,并能理解为什么费正清说:“不管毛泽东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详细】

停止高考阻碍农村学生出路  

“文革”开始,首当其冲就是高等教育,高校(包括中专)4年(1966—1969),未招生,粉碎了许多农村青年的大学梦,从大处说是耽误了国家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阻抑了国家建设与发展,从小处讲,则是农村青年的命运就被定于农村,与饥饿、贫困作斗争。【详细】

教学内容的政治化、简单化  

“文革”初期甚至要求小学讲授毛泽东语录作为唯一的教学方式。其后的教材改革虽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但总体上仍然沿用了简单化、实用主义的原则。农村实用知识在教学内容中大行其道。“白卷英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成为“文革”典型形象,“文革”教学质量之低下自不必细言。【详细】

外行领导内行成为普遍现象  

非专业领导的强化造成教育质量下降。让文化素质较低,基本上不懂或不熟悉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教育,这些极其荒谬的做法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读书无用论”的抬头,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蔑,是片面强调实用主义,忽视基础,排斥理论或把理论庸俗化。这实质上是毁灭了学校教育。【详细】

 

毛泽东时代学习苏联精英教育的成果:实现了国家快速工业化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学习苏联模式可以从中找到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很多主要项目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这些项目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也要照苏联模式培养为最佳。苏联模式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配套的教育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缓解了当时社会急需人才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 【详细】

 

苏联式精英教育的缺陷: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 人才既缺又浪费

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缺乏长远的考虑,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详细】

 
 

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成果: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受教育的劳动力

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尽管改革前的中国对市场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但对基本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并不怀疑。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设施。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与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基本教育情况相差不太远。在这两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详细】

 

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问题:高等教育受摧残科技落后几十年

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3.9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详细】

 
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过于以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为教育目标。当时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片面强调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把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使大学的教育功能出现了混乱。使得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而作为主导的教育文化功能则遭到极大的削弱
    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详细】

综合性大学的严重受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被分解成为单科性学院。这次调整是在以设置专门学院为重点的指导下进行的,一个专业一所学校,不仅学校的规模小,效益低,而且专业重复设置严重,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详细】

导致科学技术的严重落后  

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美国于1965—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几千万到几亿次电子计算机,而我国在1976年,才着手研究每秒二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国外一个2000人的半导体工厂竟比我们全国的生产还要多好几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粮食十几万斤,而我国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几十倍。 【详细】

社会科学也乱象丛生  

自认有马克思主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资本主义落后的社会科学。著作“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更是人们不能触及的”……【详细】

普及教育是经济契机的基础

缺少资金投入是教育的障碍

知识分子问题始终存在

通过社会机会,特别是基础教育,来促进经济增长,最早的例子显然是日本。人们有时会忘掉日本甚至在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时,识字率就比较欧洲高。当时日本的工业尚未开始,而欧洲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几十年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显然得一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后者为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机会。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所谓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类似的因果联系。【详细】
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特别低。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15%以上,有的高达20%。而我国历年来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10%左右。我国的教育投资居于100位以后。教育经费短缺一直困惑着教育事业。 《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对津巴布韦教育部长朱惠琼女士的访问记。这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全部财政预算的20%,比国防预算还高。朱惠琼说:“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技能,当缺乏这种知识和技能时,民族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详细】
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政策才被摈弃。【详细】
当时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建国前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它被视为是事关教育领导权、巩固新政权的重大问题。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冲击、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学校里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无停息。【详细】
 
 
毛泽东时代教育的经验教训
 

教育事业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在探索前进中也产生过严重缺点和失误,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道路。认真研究吸取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对教育事业发展是重要的。【详细】

按内在规律建设教育事业  

中国的教育事业要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协调,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详细】

摆正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采取重大措施,突出的问题要重视智力投资,提高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建设总投资中的比例。 【详细】

应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重视  

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视为专政的对象,“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流行,极大延缓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否重视知识分子和教育事业是决定国家建设成败的关键。【详细】

毛泽东时代的两条教育路线,无论是他本人欣赏的大众教育还是他所反感的精英教育,都对今天中国教育和现状做出过贡献也制造了缺点。留给今天的我们丰富的遗产和不尽的挑战。今天的我们回首毛泽东时代的种种,也是为了看清我们走过的路,看清我们脚下的路,看清我们前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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