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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特征

2013年11月12日 10:39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作者:杨东平

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科层化、专门化、制度化的管理、造就一个“技术官僚”阶层、具有“专家治国”色彩的苏联模式的反感。他对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高度集中统一、国家垄断的教育管理体制、忽视农村和农民的城市中心价值、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以及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问题感到担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批评学习外国经验“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1957年3月,他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可能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他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第一书记要管教育,全国统一教学计划不合适,要减少课程,减轻教材,要方便农民子女就近上学,应当允许社办、民办学校等等。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这些问题。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批评,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等等。1958年4月,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既批判了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教条主义”,也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即教育部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既领导的错误。”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用十五年时间在工业生产上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向全党动员,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在教育界则掀起“教育革命”的热潮。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教育革命,标志着一种有别于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的新的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形成——在批判了“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走自己的路。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展开的。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过教育的不断政治化,用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批判压制“专业化”和崇尚专家的路线;同时,用战争年代习用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方式冲击他所反感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此后,这种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断再现,冲击和改造正规的学校教育。它下一次大规模地再现,就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它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动乱,以及摧残、迫害知识分子,文明倒退、教育荒废的“奇观”。

1958年教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希望通过“大跃进”、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迅速普及教育。当时的领导集体对普及教育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目标。1955年12月,青年团中央发布《决定》,要求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文化革命”的任务,要求十二年内分区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这一目标又大大提前,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因而,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就进入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之中。1956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达18.5万人,1958年大跃进,招生人数增至26.6万。此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掀起又一轮浮夸风和大冒进,1960年的高校招生猛增至32.3万。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7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同样,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7年增加为11096所,1958年又翻了一番,达28931所,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猛增至1958年的852万。

冒进和浮夸风导致了60年代初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和全国性的大饥荒。在随后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当时称为“泻肚子”。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万,比1955年的水平略高。1961-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在经过1958年至1963年的“冒进-紧缩”之后,中国教育仍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的发展方式造成的波动;教育规模的大起大落成为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基本特点。

1977年之后,全面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评价却显得暧昧不清,典型的意见是一分为二,否定过激的做法,肯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取得的科技成果等等。但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个整体,其核心尤在政治。1959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讲话称,1958年教育大革命主要是解决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残余服务,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服务”;而“教育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似乎找到了一条更为理想的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路。1964年,中宣部在一个材料上的批语称:“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即建国以后九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是资本主义的。”

因而,“十七年教育”的矛盾冲突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在制度模式、发展路径上,即照搬苏联模式与抵制、突破苏联模式的不同主张;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的,即如何处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并以粗暴、荒诞的方式突显了这一新中国教育内在的基本矛盾。文革期间,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盛赞1958年的教育革命,又称1961年以后的教育调整“扼杀”了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清楚地言明了文革“教育革命”的起源和来源。

[责任编辑:郭良] 标签:新中国 教育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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