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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

2013年11月12日 11:02
来源:西南大学 作者:何光全

本文摘自《西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三)文教界思想改造与批判概况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文教界一些知名人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检讨文章。如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的《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副教务长钱伟长的《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的《批判我的唯心论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营建系主任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的《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的《我的反省》。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傅鹰的《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燕京大学校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的《我要彻底改造我的思想》。中国科学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的《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卢于道的《扫除我过去反动的科学思想》。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院长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等等。

上述文章大都从剖析个人的历史(如家庭出生、所受教育、在旧社会的政治关系及政治表现等)出发,批判自己的教育思想、科学思想、文艺思想等,表明对思想改造的认识和决心。例如,有人认为自己解放前留学欧美是“逃避革命”。在美国人资助的学校里讲学是“开门揖盗”,是为帝国主义服务。鼓励学生写英文报告,是“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毒”。还有人认为苏联的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而西方科学家的某一生物学则是“资产阶级”的。有的还把思想观念、思想方法上一般的缺点或不足,上升为”极端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把通常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同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等。这些现象与当时号召彻底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强调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斗争密切相关。

总之,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结合抗美援朝运动,教育界展开了对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以及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批判(本文将在第七章专题讨论对杜威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从1952年起,配合“三反”、“五反”运动,教育界还开展了批判旧教育思想的运动。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教育和教学思想”。如“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为教育而教育”、“单纯业务和单纯技术观点”、“盲目崇拜英美资产阶级教育”、以及用“全盘西化”“改良中国教育”等观点都是批判的重要对象。而建国之初开始的对武训精神(本文将在第二章专题讨论对武训精神的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本文将在第三章专题讨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本文将在第四章专题讨论对活教育理论的批判)等的批判,也重点批判了改良主义思想、读书救国论等。

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与我国的教育批判

(一)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背景与概况二战后,全世界形成了美、苏两国为首两大阵营相对抗的格局。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新中国建国后即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强调:“中国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次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在政治上建立同盟关系。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上号召:“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教育部门学习苏联经验始终走在各行业前列。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口号下,苏联教育经验被视为“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及高度工业化的反映”,“高度科学文化、高度政治思想水平的反映”,是“经过36年努力的结果”,是“我们长期学习和不断努力的目标。”1950年至1952年,教育部先后聘请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等5人担任顾问。为了使中国教育工作者迅速掌握苏联教育理论,教育部门还邀请苏联教育专家到高等师范院校讲授苏联教育学和教育理论。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到1956年,在高等学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共为我国培养了研究生2000余人,培养青年教师近2000余人;苏联专家亲自讲过的课程约有700余种,帮助中国教师讲授的课程有400余种;己编出和正在编写的教材共有600余种;此外还协同我国教师建立了实验室、资料室、实习工厂700余个。”在苏联专家纷纷来华“传经送宝”的同时,中国政府还选派访苏教育代表团以及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当时派遣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数量之多,仅“在苏联高教部系统的研究生中,我国高教部系统派出的研究生约占了三分之一。”1951年至1960年,我国派出留学生9000余人,其中90%派往苏联。

(二)苏联教育界关于教育基本问题的争论与我国的教育批判

20世纪40、50年代,苏联教育界对教育基本问题展开了争论。争论以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对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撰写的《西欧哲学史》一书的批判为发端。总的矛头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受哲学社会科学批判的影响,1948年至1950年,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所组织了对麦丁斯基主编的《教育史》、冈察洛夫的《教育学原理》、格鲁兹杰夫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以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批判的主题一是对教育理论著作中涉及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态度与评价;二是如何建立先进共产主义教育理论。

[责任编辑:郭良] 标签:教育 文革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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