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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回顾和反思

2013年11月12日 10:29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作者:杨东平

本文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04期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它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教育公平不但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还由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因而,教育公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建国以来,在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1990年代以来建国以来,在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教育公平问题有过不同的认识和实践。19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对我国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实践进行简要的讨论,以求教于各方。

一.五六十年代我国教育公平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教育的否定和改变,突出体现在向工农大众开放教育,用多种形式帮助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接受教育,体现了新中国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教育的发展不仅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教育资源状况所制约。在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发展面对一些基本的矛盾,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

1.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权利。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点。1950年代掀起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全国性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在工农速成中学、各种业余学校、夜校、工农速成学校、政治学校、干部培训学校之中,许多无缘接受教育的成人获得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

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方面。一是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开始呈现,其典型如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它引起毛泽东等人的警惕,于1955年通令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二是,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升级的背景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高校入学、毕业生的分配、使用、出国、提拔任用时,根据家庭出身予以不同对待,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群的歧视性政策,在“文革”中发展为赤裸裸的“血统论”。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这一具有封建意味的“左”的政策才被摈弃。

2.实行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除了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教育权利,新中国的教育还面临另一重紧要的任务: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设强大的国防培养和输送人才。因而,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在“公平、效率”的两难选择中仍然存在现实的困惑和冲突,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这被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则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是尽可能地使大多数人享受平等的教育,还是对少数人实施“尖子教育”,等等。

在五六十年代现实的发展中,我国教育实际走的是“精英教育”的路线。国家教育投资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并且免收学费;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呈现“重理轻文”的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层层选拔尖子,培养少数英才。这一选择的成绩主要是为我国五六十年代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其问题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致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也构成了对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

3.在教育发展路径上的冲突。

建国初期,面向工农大众的非正规的、普及型的教育立即与培养专家、发展大工业的目标发生冲突。随着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新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对教育质量和业务标准的重视,导致了取消工农速成中学和调干生。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建立起一套严格、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它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毛泽东成为当时这种教育的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他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仍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这一努力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考试制度、分数门槛对工农子弟的束缚。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和缩短学制,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强调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发展教育。

[责任编辑:郭良] 标签:教育 公平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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