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党,首先要有一个广大同志都认同的意识形态,其次再有一个广大同志赞同的革命目标。作为近代中国最原生态的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恰好两者都没有,既没有一个大部分革命者都能接受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甚至连一个共同的革命领袖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在1911年前后,“革命党”其实成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很偷懒的把反对清政府的人全部归纳成了革命党人。[详细]

“革命组织”与“革命领袖”

“革命组织”是怎样成立的?

自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同时大兴新学以后,并宣布新学各项学历与科举的功名挂钩的政策后留学日本就成了一帮高不成(去欧美留学没钱也不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低不就(又不甘心留在国内,升迁太慢)的知识分子与有业浪荡子的第一选择。

这绝非笔者杜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协京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日本留学》一文中认真分析了中国留日学生素质低下的现象与原因:清末留学兴盛时期留日学生质量的低下源自于当时日本留学生教育的特性。其特性之一就是它所教授的内容不是专门的学问,而只是普通的知识;另一特性就是它不是正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由于当时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在创立之初,本应在国内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再去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很多留学生,实际上在日本所接受的只是中等教育。

尽管中国留日生素质相较留学欧美留学生较差,但是相比欧美,日本却有一个优势:留学生人数众多,“人数最多的1905年大约有8000人,另说有1万人、甚至呈现出超过2万人的空前盛况。”对于急需发展成员的孙中山以及其他革命先行者来说,再也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发展革命同志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开始大肆印刷《扬州十日》等刺激汉族留日学生情绪的小册子,而这些小册子也成了这些留日学生民族觉醒的第一读物。

“革命领袖”是谁?

事实上孙中山并不是革命领袖,至少不是大部分同盟会员的领袖。甚至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会成立筹备大会上就显露出来,根据同盟会与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回忆,“逸仙(孙先生字)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彦(邓)、锡麟(徐)等颇鄙之。

而徐锡麟在行刺安徽巡抚端方成功后的辩词也为冯自由的这段记载提供一个有力的注脚:“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而徐锡麟一直没有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可以说也是这种“不合”的表现。其实不光徐锡麟,就连后来在教科书里与孙先生合作的亲密无间,俨然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宋教仁,其实在真实历史中对孙中山先生也颇有矛盾。

 

调查

1.你认为1900—1911年,中国留日生的素质差吗?
不差
说不清。
2.你认为当时中国的留日生多是抱着什么目的留学的?
学本事
混文凭
不知道
3.你认为当时同盟会的领袖是谁?
孙中山
黄兴
章太炎
说不清楚
4.你以前知道宋教仁曾不留情面的指责孙中山吗?
知道
不知道
没兴趣
5.你认为孙中山与章太炎闹矛盾,责任在谁?
孙中山,不该带走一万元。
章太炎,钱是日本政府给孙中山私人的。
说不清
6.你认为困扰“革命者”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没有资金。
没有稳定的外援国。
没有根据地。
说不清楚
7.你觉得本期新说质量如何?
很好
一般
很差
 
“革命党”的危机

宋教仁、章太炎
对孙中山都颇有成见

在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的国旗风波里,宋教仁同情黄兴。旗帜鲜明的站在黄兴一边,指责孙中山“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后来干脆辞去了同盟会干事长一职。

而真正表明孙中山绝非革命党领袖的事件,当属孙中山离日事件。1907年6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请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并开除一批革命的中国留日学生。离日本时,孙中山接受日本赠款7千元,股票商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孙中山急于用这笔钱发动南方边境的起义,所以,临行时,只交给章太炎两千元,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所给款额不堪支出,便径直要求全部赠款。

孙中山与章太炎交恶
凸显“革命党”真正危机

其实从孙中山离日事件不但表明了孙先生在1911年并不能算革命党真正意义的领袖,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原生态的革命党在经济上的窘迫。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后来几十年的情况很不相同。非但比不了北伐时苏联对后来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援,就连以条件艰苦著称的中共都比不了。毕竟中共背后有整个共产国际作为支持,任弼时也能一次性从共产国际手中拿回30万美元。

而辛亥革命前无论是孙中山又或是章太炎、黄兴,在经费问题上都很头疼;除了日本黑龙会这样非政府组织杯水车薪的接济外,最重要的一笔财源就是海外华侨的捐款。这也是为什么同盟会与梁启超等人打笔仗,打着打着就直接派马君武等人砸梁启超报馆的重要原因。毕竟华侨在海外讨生活不容易,资金有限啊。

“革命党”与革命者的评价

革命党有统一纲领吗?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的纲领,然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个纲领从来没有被同盟会自己认同过。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

应该如何评价“革命党”与革命者?

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之前完全处于一盘散沙的情况;属于无钱,无根据地,无领袖的三无状况。甚至可以说,革命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除了向新军部分军官宣传民族主义以外,没有什么太实际的贡献。

然而不管是孙中山、黄兴又或者与孙中山闹翻的章太炎、刘师培,他们能在经济窘迫,前途渺茫,清政府看似强大不可战胜的现实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从没有想过放弃推翻清政府目标;许多革命者如徐锡麟、秋瑾更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应该说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爱国者。

结束语Conclusion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者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也许有很多私心,他们也许很偏激,但是他们对中国,对民族的爱是不打折扣的,是真挚的。

凤凰网历史频道出品 |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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