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议论却比从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便可知康有为的心事。”（《民报》第一号，转引自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但是能不能说，帝王之学与宪政之学必然势同水火，没有半丝调和的可能？同样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以下几点事实:帝王术尽管名声不佳，但作为驰骋政治沙场的利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类乐此不彼，可以断言，只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术的流行。而帝王术常常被当成工具，一旦赋予它高尚的价值理性，势必会为人类带来福音——最伟大的帝王术，就是为国家立法；从帝王之学的政治人，更应该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立法者而期许。这就要说到宪政。我们都知道，宪政不是天上自动掉下来的馅饼，宪政之花的绽放，需要一国之民无以计数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来浇注，更需要有人敢为天下先，立志做那制度的设计与践行之艰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显现于此——为中国之宪政造法，正是杨度等宪政人的梦想。

杨度一直强调法治的意义。即使在《君宪救国论》这样的适时之作中，他也如是立论: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据说梁启超读到这一段，“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梁任公一语中的。这就是杨度的帝王术的软肋。当帝王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宪政的最大敌人。杨度鼓吹君主立宪，但他是否想到，他的帝王之学的对象，即那些君主，一旦主掌至上的权柄，是否还会在乎法律，遵行宪政？袁世凯早有无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之前例，杨度还准备重蹈覆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之所求，便不是中国之宪政，而是一己之私利。青年的宪政梦，早被帝王术消解为一地鸡毛。这使我想起陈灨一所著《睇向斋随笔》记载的一则札记:袁世凯为参政院所选参政，共分九类，其中杨度赫然在列，但他没有被归之于“法学类”，而是“名士类”，可见时人对他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处境——或许，被帝王术刺激得雄心勃勃的他，并不以此为尴尬。

中国宪政虽然经受百年风雨的吹打，却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认，那些怀揣帝王术，并企望成为帝王师——乃至黄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碍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最险峻的绊脚石。所以我坚持认为，杨度的悲剧，是第一代宪政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做一个优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艰难，如托克维尔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变他驾驭之船的方向，却改变不了船舶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脚下的海洋风平浪静。而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不仅要为国家与民族建设完好的宪政制度，更要作为宪政最忠实的守护神。当然，这样的要求，对于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杨度，已经是苛责。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但要呼唤富有智慧的立法者，更要注意到，人民，惟有人民，才能为万世立法，他们不仅控制着宪政航船的方向，更能改造它的结构，甚至能重新制造一首体质更为坚实而宽旷的新船。正是基于对这一真理的激赏与向往，这篇评论杨度的文章将以美国大法官伦尼德·汉德的一段名言作为结语，尽管有些不伦不类——汉德十分反感受柏拉图式的监护人（这比帝王师更胜一筹，直接高升为“哲人王”）的统治，而憧憬于一个人人都具有“公民创制权”（瓦茨拉夫·哈维尔语）的社会:

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说，我对公共论题的趋势拥有部分的了解。当然我知道，要相信我的选票真能决定什么，这只是幻想；但是当我参加民主投票，觉得我们都在从事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对此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如果你反驳我，说即使羊群中的羊也许会具有同样的感觉；那我的回答会想圣·弗朗西斯一样:“我的兄弟啊，我愿当那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