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

杨度此文，深得袁氏父子击节嘉赏，袁世凯读毕感慨:“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相赠，一时风光无限。只是杨度们的努力并没有挽救专属袁氏一家一姓的洪宪王朝的衰亡命运。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一经传出，立刻激起全国浩荡如潮的反对声。杨度的昔日好友当中，先是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枝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接着蔡锷潜逃出京，回到云南老巢便宣布该省独立，拉起军队讨伐袁世凯，其后各省纷纷宣称脱离袁氏的统治。偌大一个中华帝国，瞬间分崩离析。袁世凯尽管回头是岸，赶忙撤消帝制，却已不能止息群雄四起的干戈。不久之后，他便因重病一命呜呼，据说临终前曾有“杨度误我”之言。而杨度百口难辩，只得在给袁氏的挽联之中一抒郁积胸腔的块垒: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后人用“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两个反问为杨度开脱，认为他只是利欲熏心，一时受骗于袁世凯的蛊惑，他的思想与袁氏的主张仍有不小的差距。而这一场风波，却将杨度牢牢钉上“帝制祸首”的耻辱柱，名列通缉案第一。他无法认可自己的罪孽之深，但亦就此开始反省这些年所跋涉的艰辛道途。当他还未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的境地走出，又传来恩师王闿运病故的噩耗，悲伤之余，他提笔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旷代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即便在这个时候，他对帝王之学还是念兹在兹。可是接下来的张勋复辟却使他真正清醒过来。君宪不过是人们争权夺利的把戏，在英国、德国都是好东西，移植到中国却变成洪水猛兽。杨度自认为看透了这些。因而对于这场复辟的闹剧，他不顾张勋曾经在他落魄之时有过接济的恩情，毅然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名为公电，实则为一份洗冤声辩的个人剖白——直指张勋与康有为: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厉害问题，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仍皆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取守旧，腐朽秽烂，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