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过渡时代的判定，梁启超接受过，孙中山亦接受过。后者发展成为宪政的三阶段论，以军政、训政为过渡的桥梁。而前者，却与其师不同，他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开初，就定性为“虚君”，而且这个“虚君”无须悬置太长的时间，等时代过渡（民智进化）完毕，君权就消弭不见，民权则一统江湖。无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阐释“君主立宪论”的大家。如他写于1901年6月的《立宪法议》，既一针见血地指明立宪与民权的关系:“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又成功预言了数年以后清廷预备立宪的步骤: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只是作为先行者的梁启超是那般悲观。“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他以为中国民智的开放需要二十年来过渡。保守的清政府却能开出十年的期限。两厢映照，夫复何言？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梁氏的预期更长，但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未抱分毫希望——这也正是我将康梁划作维新派，以别于代表既得利益者的立宪派的原由之一:“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虽然，又当思此度之动机果发自何所乎？不过一二人偶以其游历所耳食者，归而姑尝试之耳，若国民则全未有厝意于此。……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此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

我们再重点谈一下梁氏的另一篇论君主立宪的文本:“政治学学理摭言”。正是此文充分论证了中国的立宪必须是君主立宪，同时必须是虚君立宪。为什么要君主，尽管只是个无意义的摆设（“立宪国之君主，其为虚器也章章矣。顾犹悬兹而勿革何为也”）？梁启超回答:“过渡时代实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百世之大经也。虽然，诸民族之性质境遇，万有不齐，有宜于民主者，有未能遽宜于民主者。既未宜焉，则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则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乱也，舍此将奚以哉？况责任大臣之制，有时固更优于民主者乎！”——还可以补充说，由专制君主制，直接跳往民主共和制，好比一个人吃中国大饼太久，换口味而开始吃欧洲三明治，这么大的幅度，未必一蹶就行适应，不如选一个缓冲地带，先吃一段时间叫“君主立宪”的日本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