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以身说法，加重了这一公电的分量。将此与早前的《君宪救国论》对照勘读，便可以发觉杨度态度的转变并非出于本心——在他心底，仍然对君主立宪持有高度的认同，至少不会低于民主立宪。首先他认为，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才是国家的实质；至于作为国体的民主或君主，只是国家的形式而已（这一看法是杨度与孙中山在日本争论之时所言，后来袁世凯欲称帝，杨度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亦如此托词:“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以此可见时人的心态）⑤。其次，他将中国适合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立宪的最大原因，在《君宪救国论》一文，归结为中国民众的素质低下，无法实现人人当家作主。如今反对张勋和康有为的复辟行动，他开出的四点理由，尽管相当冠冕堂皇，但惟有第三点触及要害，其它则语焉不详。而且他丝毫不愿意承认民众对君主立宪的反感与对民主共和的热情，更别提他们日渐成熟的自觉精神与维权意识。而君主立宪在中国之所以三度惨败，杨度则归之于“时机”，用他后来的诗歌作为解说:“天时人事几沉吟，也是当时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诀，只因机会更无心。”既然人终不可胜天，何必再执迷不悟？于是，“自幸布衣无际会，不妨劳作武乡侯。”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结尾，杨度沉痛声明: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这里的意思很明白，至少在杨度个人眼中，君主立宪依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只是生不逢时，风云无法齐聚会，致使这一观念无奈搁浅。而他的声名和抱负，也将随着君主立宪在中国的终结而付诸流水。他愿从此埋头佛学，不理乱世烟尘。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杨度真的能够放下那青春时节就开始生根发芽的帝王术与宪政梦吗？“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晚年的诗歌，流淌的不是洒脱，而是愤懑。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老和尚携小和尚游方，途遇一条河，见一女子正想过河，却又不敢过。犯难之际，老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趟过了河，然后放下女子，与小和尚继续赶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师父怎么了？竟敢背一女子过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说: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背了女人？老和尚叹道:我早已放下，你却还放不下。”——杨度与王闿运，正对应着小和尚与老和尚。王闿运深知，帝王之学必需有逍遥（老庄）之学做补充调剂，才不至于走入暴虐的死胡同。“世事可为则奉行帝王之学，世事不可为则奉行逍遥之学。”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那么王闿运确实是大智慧之人，他的平生际遇之复杂，并不逊色于杨度，但他始终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举重若轻。而杨度则不然。老和尚背负的“女子”（帝王术）一直让他念念不忘，成为他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他的悲剧，更是那一代宪政人的悲剧。

这里我们将插入杨度与时人之思想观念的对比评传。民国前后，鼓吹君主立宪最为得力者，其实应该首推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作为历史后学的杨度则等而下之。但翻检康氏文本，我必须要认同侯宜本先生的一个说法:康圣人的君主立宪理念，与同时代人比较，并不像他的大同乌托邦构想那样创举多多，而只是人云亦云（他反复强调的只是君宪与民宪区别甚微，说二者皆“为立宪政治，民有议院政治则同”。“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他重在践履，却非思想。从戊戌变法前夕开始，直到1926年病逝于青岛，康有为一直是四处煽风点火，先保光绪，后保宣统，力促近现代中国走向君主立宪政体（这里寄托着他对光绪皇帝——后来扩大到整个爱新觉罗家族——识拔他于凡尘的感恩之心，本质上，康氏毕竟是儒生）。但康的命运之崎岖，则远过于杨度。在他的前半生，清朝的政治大厦将倾未倾之际，他宣扬“君主立宪”，被清政府当权派斥之为“保中国不保大清”；后半生，孙中山的革命思潮蓬勃兴起，爱新觉罗的统治危在旦夕，康再宣扬“君主立宪”，则被革命派斥之为“保大清不保中国”——如萧公权撰《中国政治思想史》，即认为“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中得以修正。

然而康有为自身亦是有过修正的。如他1917年自谓:“仆戊戌以来，主持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持虚君共和。”两种制度的主要不同在于，“君宪乃君主虽受制于宪法仍有实权，而虚君则无任何权力”（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17页）。但康氏此说并不确切，甚至，苛刻一点地说，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他所谈论的两种概念的差别。我们可以这样归纳他的思想转变，民国以前，他主张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君为实君，有绝对权力；民国以后，他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君为虚君，无丝毫权力。这种改变来自于中国民主势力之消长的冲击。而在国体，康有为一生都对“君主”念念不忘（如筹建保皇会，鼓动张勋复辟，晚年拜谒宣统，写谢恩折等），而对共和满腹牢骚。或许在他看来，处于“据乱世”的中国，必须以君主立宪为过渡，才能进入“升平世”的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