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并不介于狭隘的派别之争，在写完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之后，他从弘文学院转到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以便更好地研究宪政。可谓杨度一生思想之精要的长文《金铁主义说》正是在这一期间完成。所谓“金铁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这种从德国传输的观念，杨度自视甚高，将其与渐进派的维新救国论、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并列，是为救国的第三条道路，并立志要做中国的俾斯麦③。就在这篇文章的第七节，杨度明确提到了“君主立宪”——“因内根于帝王之学，外受英国、日本君方立宪制的影响，形成君主立宪思想”。

这就是杨度。探察他在此一激变时代具体的历史位置，我们会发觉这个湖南青年的卓尔不群。这堪称怪异:他既不倾向维新派，尽管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尤其是后者（“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都有交情，政治思路亦接近他们（当然，通过下文对他们之君主立宪思想的比照，还是能够窥见某些根本的差异）；又不倾向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这里有必要引述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逸事。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两人数度激烈辩难，发觉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握手言和。后人记载有杨度与孙的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唐浩明先生所著的三卷本《杨度》对这段逸事有着精彩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极能传达当时两人的心声与冲突。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回以金铁主义。最终，两人在落实理念——“如何建立责任政府，谁来给人民以自由”——的路径问题上产生分歧，杨度的看法偏于保守，他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宪，完全可以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国应该施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因为后者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并不具备足够成熟的条件——这些思想决定着杨度以下十多年的奋斗方向。

同样是1905年，清政府在与反对派的赌局上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正是这一契机，造就了杨度从宪政理论走向宪政实践。因为考察宪政的清朝官僚尚不知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周游列国，花销无数，最后为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请人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的鬼主意。当时定下两个人选，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但梁启超有戊戌积恨在身，恐怕不会轻易答应干这种龌龊之事。“五大臣”委派的代表熊希龄只得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工作。好在熊与杨度是同乡旧友，而杨度对当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又要温和一些。何况这确是他教育帝王、施展抱负的上佳时机，因此欣然接受熊所嘱托的任务。后来，他大费口舌，以“借尸还魂”之喻劝服梁启超写下《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则提交了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这一事件对梁启超可能没什么意思，但之于杨度，却是价值非凡，他由此博得“宪政专家”的大名，并为1907年的飞黄腾达铺设了坚实的阶梯。

历史蜿蜒至1907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在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之誉的联名奏保之下，时为布衣的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来改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假若他1903年的榜眼不至因罪而化为泡影，所授亦不过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职，看来当年的“宪政专家”还是比较值钱的。不过杨度依然时运不济，虽然成了立法者与帝王高官的老师，却有力无处施展——清政府的立宪，只是欺骗民众的幌子，为的是它们的统治再苟延残喘几年罢了，又谁会认真听讲杨度先生的“法治”与“分权”学说呢？而朝廷的腐败成风与勾心斗角，以及外界的误解，更令杨度心灰意冷。

但是清朝灭亡之前的那几年，他并非一无所得。今日回望，且抛弃意识形态的成见，我们必须承认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正面意义，它毕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宪政实验，无论真心，还是假意。因此，杨度在此际的努力便值得重述。据称，当杨度留日归来，以政治身份参与预备立宪的盛事，时人曾寄予极高的期望，《盛京时报》为之专发社论，希望他“必能出其所学，以编成中国之完全宪法，而为实行立宪之预备”，并告诫他不要以此“为要结权贵、导引功名之具”，而要做到“上无负国家擢用之心，下无负人士希望之意”（见侯宜本《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129页）。1908年9月，杨度以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解释清廷颁布的、均由他参与起草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事宜年表》（见毛炳汉《困惑帝王师——杨度被传》附录:“杨度生平年表”）。1910年12月初，他又参与起草《新刑律》，并在资政院做相关演说，为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