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他们对秦政的批判，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秦帝国政权，缺乏使权益分配合于“仁义”之最高道义原则的指导，缺乏足以“缀万民之心”的礼乐教化，缺乏能够约束君主、纠矫失误的规谏机制；最终，其弊政被归结为缺乏一个能够同时承担道义、教化和规谏之责的君子贤人集团。相应地救治之方，就是要实行仁政，尊崇儒教，与民为惠，兴复礼乐，开道求谏，礼竟儒生，察举贤德，充兴太学，等等。⑨

儒者还积极参与了秦汉政治文化整合。所谓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主要是指从秦统一到汉武帝这一百多年间，统治者为了寻求长治久安之策，有目的、主动地对先秦思想文化资源的选择、取舍、加工、改造；相应地，一些思想家、学者也积极地与统治者合作，使其思想上升到政治操作层面。这样，以儒法思想为主的各家思想经过长期而曲折的“磨合”，到了汉武帝时代，初步确立了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主体模式，这就是礼法并用、德刑兼备、王霸结合的基本构架。这其中王霸结合是整体的概括，礼法并用、德刑兼备是其不同侧面的展开和延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王与霸、礼与法、德与刑是双双对应的，相反相成，结构为一体，而王霸是涵盖礼法、德刑的。言王霸可以指礼法，也可以指德刑，当然可以指代自己；言礼法或德刑，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指代王霸。从历史上看，这个政治文化模式是确乎存在的。这就是汉武帝后的汉宣帝刘询提出的“霸王道杂之”的著名论断。史载文帝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提出建议“宣用儒生”。宣帝闻之遂斥之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宣帝上述一番话，是对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的最精辟的总结和概括。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里最主要说了两大意思:一是王霸结合，即代表儒法结合，由此延伸是礼法、德刑结合。这种结合可以表达为政治指导思想与法律制度的结合，道德伦理与法律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等等。二是在王霸结合为主的前提下或确立王霸结合这个多面体之后再对道、墨、名、阴阳等凡是符合巩固、完善封建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所有学术思想“杂”而采之，兼而用之。

秦汉政治文化整合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使儒学发生了思想上的分化。在汉初诸子复兴思潮中，儒学受或不受其它学派的分化影响而形成的不同派别。萧公权总结两汉儒学约有三派，一是受黄老影响之儒。陆贾、贾谊思想中都是儒道掺和的，都在强调仁义道德的同时容纳了“无为”、“清静”思想。二是受阴阳影响之儒。汉武帝后董仲舒一派揉和《公羊春秋》与阴阳家言，提出“天人相与”，阴阳刑德，三统三正等。此派“思想系统，博大精深，为汉代儒家之冠，且矩范一代，影响重大，殆为儒学中坚。”三是纯粹之儒。“两汉儒家思想之比较纯粹者人数最多，内容亦最旧。”如桓宽、班固、荀悦、王符、徐干等。“凡此诸人，皆少新颖之贡献。”⑩梁启超从学术史角度把汉儒划分成两种:说经之儒和著书之儒。⑾汉代经学的传授有非常复杂的体系，主要分成今古文经学两大派别，其渊源十之七八与先秦荀子有关。综而论之，可分为四种:其一，口说家。专务抱残守缺，传与其人，家法甚严，发明甚少。如田何、丁宽、伏生、欧阳生、申公、辕固生、胡母生、高堂生等。其二，经世家。衍经术以言政治，所谓“以《禹贡》行水，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如贾谊、董仲舒、龚胜、萧望之、匡衡、刘向等。其三，灾异家。灾异之说可以说是与“神道设教”类似的“神道慑政”，即以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威慑制约君主。但其末流则牵合附会，自惑惑人，以至发展到谶纬之学，从背离原始儒家走向了其反面，对汉代儒学的衰落负有直接责任。其四，训诂家。汉初主要是进行经义诠释，从王莽、刘歆开始，提倡校勘诂释之学，最后发展到以繁琐破碎为风尚。这样，“灾异乱其义，训诂乱其言，至是益非孔学之旧，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⑿著书之儒与说经之儒比起来就差远了，但汉代思想最具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无疑是这些作品，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马迁的《史记》、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刘向的《说苑》《新序》、扬雄的《法言》《太玄》、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

林安梧对秦汉以后儒学的分化有一个更新颖的说法:他认为秦汉以后儒学的三个面向: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帝制性的儒学。“帝制性的儒学”是从西汉董仲舒后所展开的一种历史走向，这样的儒学为帝皇专制所吸收，而成为帝皇专制者统制的工具。“批判性的儒学”则禀持着尧舜之治的理想，格君心之非，与帝皇专制形成对立面的一端。至于“生活化的儒学”则强调人伦孝悌与道德教化，它与广大的生活世界结合为一体，成为调解“帝制性的儒学”与“批判性的儒学”的中介土壤，它缓和了帝制式儒学的恶质化，也长养了批判性儒学的根芽。儒学的这三个方面向，就中国自秦法帝皇专制以来的传统言，无疑地，帝制性的儒学居于核心地位，它支配一切、统理一切，它压抑了批判性儒学的发展，它异化了生活化儒学的原貌。它使生活化的儒学成了控制百姓的工具，它使得批判性儒学委屈而不得申张。然则，生活化的儒学就像土壤一样，生养着儒学的生命；而批判性的儒学就像贞妇一样，劝谏着夫君。”⒀林安梧先生所说的“帝制儒学”，我以为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专制儒学”。范文澜说:“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在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的‘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