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从五四新文化活动以来就一直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路一边倒地进行着对儒学的极端否定，即是在上世纪末出现了为一些人讥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许多人把传统政治的罪恶算在儒家头上的做法。时下，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所经历的二千年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孔子儒家思想进行统治的专制时代，孔子儒学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给孔子背上了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罪名，还发明了一个“专制儒学”的名词。甚至有人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

说到“专制”，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的专制是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开动头，发展明清之后为甚，至于过去流行的儒家“思想专政”一说是没有认真研究和客观分析历史的“时论”、“政论”，现在需要进一步从历史上进行澄清。

我并不否认儒学在历史上某些时段被统治者作为统治思想时确实受到了“专制”的感染，但“专制儒学”这个提法本身就不通，儒学作为学说是不可能专制的，既然能够专制那就已经不是儒学或者不是纯粹思想意义上的儒“学”了，而是成为了意识形态。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不是儒学的常态，而是儒学的变态。如马克思主义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是一回事，也自然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来承担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变吧。儒学一直就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想体系，在孔子本人当然是统一的，自成体系的。但他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而是越来越分化、分蘖。学派分化，如长江大河容纳百川，川大了势必泥沙俱下，而每一个时代有良知，有抱负的儒者所致力的首先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功能分蘖，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经济的责任，其道统也就不免被架空，这决不是所有儒者的责任。另外，中国历史上是有政治上的正统儒学和思想上的正统儒学，前者可能有专制的倾向，后者则正是从思想上反对专制的，不反对思想本身都没有办法发展，更别说政治了。二者反映的应该就是政统和道统的张力，这正是解答儒学与专制关系时往往所忽视的。中国的专制主义法家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很大程度上是秦汉以后形成的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主体模式的结果，是先秦荀子一系的经过董仲舒完成的儒学发展的一种倾向，决不是儒学的全部。后儒把董排除在儒学正统止外良有以也。这里，我想做的就是通过历史的考证，说明反专制也是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之一，而且特别能够表现儒家的精神。

儒家反专制的方式有积极的、直接的、对抗性的和消极的、间接的、不合作的两种，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从具体内容上看，儒家反专制包括批判专制政治和和专制思想，批判社会暴力和社会腐败，强调王道理想，倡导德治礼治，反对霸政，谴责酷刑苛法；注重民本和教化，立足社会进行改革，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儒道”为标准，接受小康，向往大同。以上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

儒学一出现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所谓社会批判精神或叫抗议精神，可以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政治批判；二是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批判；三是文化传承、文化批判精神。①

先秦儒学产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的时代，孔子及其弟子虽然一无政权，二无实力，却能够勇敢地发表言论，批评与劝谏当时的时君世主，使各国的君主官吏都不敢小看他们，原因便在于孔子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和愿望。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毫不隐晦地表示他对西周礼乐的心想往之，批评当时“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并正话反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是对当时社会的总评。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直言不晦地说:“子为政，焉用杀？”否定了季康子欲以刑杀为政的动机。孔子思想远接西周礼乐文化，近承春秋德礼思潮，在文化上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如他对管仲、子产、晏婴等春秋贤能人物就敢于批评，也善于传承其有价值的思想。在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要行仁政，不要暴政，及不迷信怪力乱神，始终强调民为邦本，提倡重民、爱民、富民、保民，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等主张。提倡人道主义、独立人格，把人从神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尊崇尧、舜这样的圣君，而贬斥桀、纣那样的暴君。到了子思、孟子，这种精神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弘扬，发展成为维护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抗节守道，不降其志的刚风傲骨。对战国时代“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刘向《战国策书录》)的社会进行大胆批判，对王者表示出一种高傲的风骨。这些在《孔丛子》《孟子》等文献中都有不少记载，新近发掘的郭店儒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一文，其中记载“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先秦儒者有着明确的“道统”意识以与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两个相涉而又分立的系统。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后来“德”与“位”相待而成的观念就由此而起。②理想的儒者是君相师儒。孔子将君臣间相互关系原则区分开来，在说“君君臣臣”的时候，还强调的是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说明君与臣是对待的、互为条件的。在孔子那里，臣对君的“忠”是有条件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样，就把君臣关系统摄于更高的“道”这么一个价值理想上。“道”成为君臣关系存在的前提，丧失了这个前提，臣的一方完全可以终止君臣关系——臣是有主动权的。郭店儒简《语丛一》云:“君臣，朋友其择者也。”《语丛一》云:“友，君臣之道也。”即是说君臣关系是一种朋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语丛三》还说:“父亡恶，君犹父也，……所以异于父，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都把君臣关系看成与父子不同的朋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