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地回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然而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织的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题；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更何谈现代交通运输、通信和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少得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的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的压力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