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但彼时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都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国，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没人指望绿营兵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士兵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长矛大刀，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们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那边的对手们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连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的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2005年2月12日，我坐在刘公岛上看着那些被打捞上的舰队残骸。整整110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师最后残存的武装力量也投降了，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凌晨自杀。关于那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们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不能假装能够理解为什么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地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关键。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